批评的历史与诡秘的文学性

文学批评在今天变成一个令人困扰的话题[1]，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批评已经为一种强大的失落感所困扰。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呈现出强势，这使原来文学批评生存空间——期刊杂志变得边缘化，其结果也使文学批评边缘化。以商业性报纸为媒体中坚力量，在这样的传播空间需要短频快的批评，并且发展出一套以“酷评”甚至“恶评”为理想的批评规则；只有“酷评”才会在媒体叫好，学术化地阐释文学的批评则会被视为学究气十足。至于大学教育，文学学科以文学史为研究重点，对当下的批评并不得到重视。原来期刊在文学空间占据话语权，现在则被严重削弱。只要看看当年那些举足轻重的大报和文学刊物在当代思想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的严重缩减，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现在应该探讨一下，文学批评走过的历程，当下面临困局和文学批评幸存的意义。

一、批评历程简单回顾
我们称为活生生的文学创造实践活动，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份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文学批评。从大学学科建制来看，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挤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已经与现实文学文学创作相隔绝。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数典忘祖。大学的文学研究或者说大学设立文学课程，据研究表明，应该得力于文学批评在大学设立了教职开始。按照当代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看法，那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准确地说，是1827年，在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文学批评课程。文学批评家作为教授，这与大学设置了这一教职位有关。也就是说，大学教授文学，文学成为大学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学批评设立教席，是由文学批评带动起来的。

蒂博代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诞生了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二是历史感的加强对总结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创作和欣赏趣味。就第一点而言，他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说道：

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教育均附属于教会，从事教育的首先和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神职人员。贯穿着整个18世纪的哲学家和教士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教育的或式或少的非宗教化结束，从而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行业精神得以产生。类似康德在18世纪下半叶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和费希特在耶拿战役之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的那种形式，从此在法国成为可能和正常的了。随着1827年三位教授的出现，即基佐、库赞和维尔曼，出现了有关教席的争论、教席的哲学和教席的文学批评。他们于1830年获得荣誉和权力。在1830年的100周年所能引起的各种思考之中，不要忘记这一点：批评家职业，在 100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2]

但蒂博代有一点可能搞颠倒了，显然是现实先有文学批评活动，很旺盛的批评的需求，大学才可能给批评家设立教席。最初的几位教授（如上面提到的三位）都是批评家。应该说大家文学教授本来是批评家的延伸，是批评家的学院化的产物。但教授进入学院后就开始与现实的批评分道扬镳，教授因为要显示出学问，他转向了作历史总结。这在18世纪可能是配合了历史意识（或历史理性）兴起的需要。做文学的历史总结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深化和学院化。19世纪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的问世，可以说是被称之为19世纪的“总结世纪”的标志也是对总结的推动。对此蒂博代说道：

批评之所以是一种总结，因为它是针对既成事实和历史的。就某种意义而言，批评是由亚历山大的一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创建的，它产生于一种保存、整理、清点和复制某些文献的努力。总结这个用语尤其与对过去的著作的批评、对文学史的批评相关，而远非对当时作品的批评。我们因此可以补充说，在批评家的两大分类中，一处，即教授的批评，用于总结历史；另一种，新闻记者的批评，用于剖析现实。我认为，一个聪明的，或者深刻和敏锐的批评家肯定会始终力图超越总结的范围，摆脱历史，利用历史而不受基限制，像哲学家或伦理家或伦理学家那样，飞越时间。这显然不是当今成熟了的批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是批评在19世纪诞生时的条件。[3]

实际上，所谓批评对历史的总结就是文学史研究，在大学，因为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文学这门学科的存在就有了厚实的根基，文学知识的生产才有合法性。这是文学与历史学科的合谋，强强联合使文学学科的根基变得深广。同样，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创立也是文学与哲学联合的产物，它既是哲学对文学的侵入，又是文学对哲学的偷盗。就从产生和学科的内在构成来说，文学这门学科是最没有内在本质的，它的本质都是借用来的，是挪用来，或者说产偷盗来的。这使它总是不能彻底，它做历史总结不彻底，它做哲学思辨也不彻底。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门奇怪的学科，它的魅力和对人们的诱惑或许也在此。德里达就试图解构文学，称之为“文学，一种奇怪的建制……”。

现在，大学的文学课程五花八门，与现实的文学创作，与鲜活的文学创作实践相关的课程寥寥无几，以至于大学中文系四年毕业，甚至读了硕士博士，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甚了了，说不出所以然。既没有读过多少作品，也无法对基本形势和走向作出判断。这有点奇怪，在大学里研究文学，但是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无关，和文学批评活动无关，我们把本来是从文学批评中产生的文学研究，变成了与文学批评无关的一种研究。当然有人会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鉴赏，作为阐释，也包含着文学批评。但是作为批评本身的原初的含义，是针对活的创作发言的那样一种。当然在法国这样一个文学圈子里，始终存在着关于“活的批评”和“死的批评”的论争。那末在中国毫无疑问，活的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力量，与其说它是文学批评，不如说它就是意识形态的运动。在80年代，活的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结合一起，走在时代反思的前列，应该说也是很有力量。8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趋于弱化，文学批评要依靠理论话语自身的力量与文学创作实际发生关系，而能够操持新理论话语的批评家毕竟有限，文学批评的活跃力量只保持在先锋批评的前沿阵地。在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 “活的批评”反倒消沉了、散落了、缺席了。而关于“死的批评”却有了一个长足的兴盛。用“活人的”和“死人的”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也就是关于“现在 ”的批评和关于“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批评的比较刻薄的说法。关于“过去”的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在大学里与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容易融合，“当代文学”也顽强地建构自身的历史，形成“当代文学史学科”。而关于“现实”的批评则被遗忘了，现实的批评就这样被驱逐，变得散落了。

人们不难看到，文学批评在大学中的位置非常可疑，也很茫然。我们看不到文学批评这门活动，我们也很少看到学生们热烈地参与文学批评这种活动，大学里也没有这种趋向和来自学科建制的动力，大学的学术话语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批评的位置。

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是以自发的批评为起点的，蒂博代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几种。最明显的区别是自发的批评与职业批评的区别。自发的批评是指人们对文学作品发表的随机言谈构成的批评，更进一步地说，那些业余的、个别的、自我欣赏或在小圈子流传的批评都可称之为自发的批评。早期的自发批评——也就是批评在成为大学课目之前，主要发生在沙龙里。在19世纪的欧洲，由妇女主持的沙龙是发表文学批评的一个场所，所以也可以说19世纪的文学与妇女的支持分不开，而且文学是与妇女的现代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现代主义如果离开了相当多的妇女对文学热情和实际贡献，是不可想象的。现代主义那么激烈地反社会，实际上，现代主义也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现代主义是在妇女的温馨的沙龙里面，说得刻薄一点，是在妇女的温柔怀抱里面产生的。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很多，现代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论题，现代主义既反抗又寄生于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这当然使它在艺术上的纯粹性也很值得可疑。

19世纪到20世纪初，那些自发的文学批评经常在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传播，那些温文尔雅的文学沙龙也使自发的批评以睿智和幽默见长。随着媒体的兴盛，报纸就成为自发批评的生存场所，记者与文学好爱者都可以（当然是与上流社会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当自发的文学批评家，但记者的批评更倾向于职业批评。所以我们会看到，职业的文学批评，它来自自发的文学批评，它受自发的文学批评的推动，以它为基础。这才使这种职业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有力。批评进入大学之后，职业批评（专业批评）长驱直入，统治了文坛一个世纪之久，批评理论越来越复杂，专业训练要求越来越高，从新批评到现象学，到结构主义、到阐释学，再到后结构主义，这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批评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成为大学文学系的重要科目。批评也被少数专家掌控，它变成一项高难度的学术工作。

在中国，批评并不是特别发达，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批评家大多数是作家兼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新文学大纲》，李健吾等人都是作家、诗人、学者兼于一身。作家诗人的批评更多经验之谈也更多艺术感悟。直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周扬、冯雪峰等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来自前苏联的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基调：体系、主题和风格。中国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更强大的系统性，也更具有真理在场的特征。这种现象持续了半个世纪，不用说，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和“”的文学批评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暴力。直到“”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以更具学理的形式成为时代的理论准则，但80年代中期，大量西方的学说涌进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洗礼，这包括全面浏览了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经历的历程。但在在80年代末期，更具体地说，87年、88年以后，批评有了很大的变化，要描述这个变化很颇为困难，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学术话语的转型，知识体系的转折，整个价值体系的转型。在80年代后期，先锋派批评与现实主义美学霸权进行潜在反叛性的对话，因此试图阐述一种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实主义的逃离和超越。在对新的先锋派文学现象的阐述中，先锋派批评是自足的，只要自身的理论话语具有断裂性就足够了，就是对现实主义规范霸权的拒绝和有效脱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本来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制内的变化，被中国强大的市场经济介入进来，或者说被拖进了经济基础变更导致的上层建筑重建的历史程序。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了大学教育的发展，同时媒体也迅速扩张，这些都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地位功能和风格产生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

很显然，尤其是大众传媒和网络的兴起，中国的专业批评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媒体需要的批评是一种更加简单直率明了的批评，这使批评变得容易，它与自发的批评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依据网络生存，自发的文学批评更获得一个巨大的空间。90年代开始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整个媒体的批评家伴随着“晚报”业的兴起而崛起，给文坛开辟了另一片天地，带来了另一种风格。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媒体成长起来的自发批评，它是反学理的，也是非自足性，它是与读得大众打成一片，它是群众运动，是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其极端形式就是群众性的骂街运动。因此，媒体批评又叫骂派批评。只有骂街才能引来热闹。请注意“骂街”在这里并不具有多强的贬意。“骂街”就是一种表演，就是消费时代的媒体不断上演的一个节目，我们不能仅仅在贬意上来理解它。自发的批评特别在90年代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媒体的进一步扩张，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对广告有巨大的需求，广告业支持报业。90年代后期到处都有“晚报”和“青年报”。后来以出现“晨报”，以及股份制的企业资本参股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有副刊和文化版，媒体涌现了大量的批评文章，被美誉为“酷评”，就是骂街的批评，它就是骂，不能讲好，讲好就没有蛊惑人心的效果，这是看的时代，人们只要看热闹，不要听，更不要耐心倾听，骂才有表演性，才有运作性，才有杀伤性。跟贴被叫拍板砖，这就给看提供了现场运作的效果。大家从骂中获得一种快感，这就追求快感时代的文化生产。这就与过去的“思想解放” 式的批评和“先锋批评”很不一样，当时是在政治背景中阐述一种变化，保守派、改革派，左派、右派。那时要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就要和占权威地位的这样一种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相对抗，因此要冒风险。所以，阐述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把这些东西描述为一种革命性，怀着对它具有颠覆旧有美学规范的企图。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是凭着一种敏感和理想去发现新的文学现象，并且阐述它的革命性。因为新的东西总是对旧的不满，总是用新的去替代它。但是后来出现的一批“酷评 ”家，文化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体时代迎来了文学批评的另一种格局。在这样的时期，阐述新的事物仿佛是在论证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存在，前者是保守，后者就变得可笑。而骂倒一切，把一切指斥为垃圾，一切都是泡沫，这就是发泄不满，就是宣泄，而对于媒体来说，宣泄本身就足够了。当然现在一两年媒体的话语方式又发生微妙变化，这与出版格局的调整和势力重新划分有关

近几来，由于出版的时兴，每年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这里边，或许有一些是好的，又有一些是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因此“酷评”又难免被这些正面的阐释所冲淡了，还是“邪不压正”。这里的“邪”与“正”，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就是文学的历史还是需要建构，也就是在80年代开始的文学性的建构，在向现代主义挑战所表达那种的文学性理想意义上的建构。这个前提和传统不能丢，如果丢掉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就空洞了，当代文学史就没有延续的力量。所以我更倾向于设想90年代以后，先锋文学的经验普泛化，给文学的展开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先锋文学终结了，但先锋文学创造的那种经验，那种寻求文学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并没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完结。如果说当代文学全是垃圾，那么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仅仅靠故纸堆是不是就可以撑起一座大厦？这是值得怀疑的。大学中文系还是需要强大的当下的活的文学创作来支撑，这也是维系年轻一代的学生源源不断进入大学学习文学的活的动力。如果象“骂派批评”或“酷评”那样的叙述的，当代中国文学是一片废墟，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是真正的大学自由精神所能认同的。始终去寻求和阐释活的文学，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这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态度。大家也许我这的这种态度太古典了，也太保守了。这与我们所追求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的立场相矛盾。实际上，我认为并不矛盾。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的弱者的行径。我以为更重要的依然在于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让它们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多的人加入骂的行列，“愤青”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去沙里淘金，还是要去拾荒，把那些人丢弃的东西捡起来。但这不等于我们不坚持批判性，更有建设性的批判性在于面对更强大的历史力量。

总之，自90年代末期以来，媒体批评与学院专业批评构成的紧张关系就在加剧，专业批评处于溃退当中。网络写作直到出现博客才显出它的威力，也直到博客把职业和业余写手一网打尽时，它的霸权力量才让专业作者胆寒。几年前网络兴起的时候，那么多人说，网络会淹没纸媒体的平面文学，纸媒体的文学到了末路。那时人们的忧虑显得过早，网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会推动纸媒体的发展（更长的时间，例如，过十年二十年就不好说了），只会使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旺盛，网络是表面繁荣最有效的制造商。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每天的浏览量超过1500万人。这相当于大半台湾岛的人，全部的荷兰人，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每天在读书频道那里读书，阅读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网络使纸媒体阅读变得更加活跃。在网络上的读书频道，这1500万人，每个人都是自发的批评家，对文学充满了言说的愿望。网络上的写手很多是相当年轻甚至年少的孩子，他们的语气是一个权威的批评家的语气。网络让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如此显示出文学事业依然旺盛。本来西方先锋派理论，如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斯等人都说“文学已经死亡”了，而在中国却依然兴盛发达。实际上，消费时代或后现代时代“文学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从先锋性的意义上来说，苏珊·桑塔格等人所追求的文学的想象力，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作为一棵生命之树，它再也长不出多少新的枝干，开不出多少绚丽的花朵。但这个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死亡。德里达频繁使用 “死亡”的概念，他显然赋予它特殊意义。死亡就是过去存留于现在/在场的事物，对于德里达来说。死亡并不是完全死了，也不是完结，死亡是一种幽灵化的存留 /复活形式，这就是差异中包含的延迟概念。在场因为不能完全抹去过去，过去附着于在场中，以死亡的形式附着于在场中，因而在场总是要延迟出场，在场也不可能是全新的现在，它被过去的幽灵附身，它总是要延异自身，所以延异并不一定是向未来变异，而是可能向过去回归，向死亡的过去回复。文学在后现代时代反复演绎着死亡与复活的双重游戏，文学批评也同样在这样的游戏里去获取存在的能量。

现在，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其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当我们说数字化的生产，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理解为信息，社会的一种传输方式。或者我们发现在IT，即电子时代不得不迎来民主。我们看到超女的评选，开始有专业评审家，后来干脆取消了，只有人民大众按手机，手机表达的数字就是一切。大家发现选出了李宇春。李宇春的胜利就是数字的胜利。按手机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要看他们的选择。在数字面前，人们的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都被取消了，最后只剩下了一项，都变成了数字，这是绝对的平等主义，一个无限的“一”的相加。过去我坚持认为，中国的整个发展，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不只是政治精英做出的，也不只是知识分子做出的，同时或许更有决定力量的科技在起作用。对这一问题，我一度很乐观，看到科技引发的社会变化发展的积极方面，但现在我也会谨慎对此作出评价，过几十年之后，几百年后，科技的后果实在难料。到那时，一旦科技成为超级力量，人类再要控制它就困难了。在中国目前为止，科技的力量还是积极正面的。这一开始是由走私的盗版磁带开始的，从录音机的走私开始的，然后从电视机的生产开始，然后从IT产业的盗版开始的。走私的电子产品推动了中国的电子产业，而电子产业又带动了走私盗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它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是起到极为有效的作用，现在想变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IT产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二、批评的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博弈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却是节节败退，退到学院里，退到日趋困难的期刊杂志里。尽管现在文学还是有繁荣的外表，但仅有的表面风光还是为文学创作所有，批评远远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在文学界，都适应了文学作家主流化，习惯了批评家的边缘化。现在的刊物，尤其文学刊物的排序都是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但是在美国，７0年代以后就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事实上，50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 杰拉尔（Randall Jarrell） 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 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 页评论[4]。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决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 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 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新刊物不仅仅是研究工具，更重要的它是“新闻”，“既探讨时代性主题，又倡导新方法、新阅读法和批评观点。这一切表明，新刊物是一种新型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米彻尔语）。

80年代初期，保罗. 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 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批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5]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创作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创的动力，在1963年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疲惫的文学》(Exhausted Literature),而十七年以后，即1980年《大西洋月刊》同样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叫《补充的文学》或者叫《填补的文学》。他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看到后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再生的可能性。当然他在宣传了一阵以后，他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原创力很成问题。但是理论的生命力非常旺盛而顽强，它对整个来自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了再加工的能力。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大部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作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时南美的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原材料。更重要的是，给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来是后殖民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成为整个文学话语生产，或者人文话语的生产的发动机。但是在当代中国的批评的位置相比起来，批评还是边缘化的，批评还是一种附庸的东西，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欧美批评黄金时代的来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它与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在校园的兴盛，右派当政时期激起的知识左派的较量，但也得益于70年代欧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大学教育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在这众多的原因中，可能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倾向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的发展总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一种怪异的关系，它可能从正反两方面都成立，也就是说在顺应和反抗的双重意义上都成立。例如英语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英语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走向兴盛的。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语文学开始走向繁荣，这与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关。二次大战以后，在大学里面英语学科也获得了大的发展。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恰恰是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殖民政策，才使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哈罗德·布鲁姆就非常讨厌后殖民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衍出的后殖民理论，把莎士比亚看作英国殖民扩张的手段，是为了巩固英语在帝国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才把莎士比亚输送到各地。他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对多数后殖民理论家们来说，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来说，他们就是这样认为。英语、日语、法语在世界的传播，是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是差不多是一致的，而不是象右派所说的那样，是向人类传播文明和高品质的文化。

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西方的文学批评史的话，后面就变成了理论史，把批评压下去了。现代的批评从“新批评”开始，叫做“新批评”而不叫作“新理论”，新批评以后有形式主义批评，从在时间并行上来看，有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了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等等，五花八门。实际上，从结构主义以后，就有一个后结构主义。我把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这里的意思是说，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大家都认为后结构主义过时了，被文化研究替代了。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文化研究是建立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把后结构主义的各个不同帮派的这些知识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其实这就是既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又更广泛和全面地运用后结构主义。例如，在后结构主义时代，解构主义是反结构主义的，在后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是不相关的，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也很不一致，还有尖锐的矛盾，德里达就写过长文《我思与疯狂史》批判福科。新历史主义认为是超越了福科，其实新历史主义不过是福科的某方面的发展而已。新女权主义学说包括了很多，有性别身份，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新历史主义也包含了解构主义。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就是包罗万象，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而后结构主义中原来相互矛盾、冲突的理论，它采取了“工具箱”的形式，把这些都融为一体，它是这种东西。

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黄金时代，描述的正是一个理论话语的成长和壮大的历程。这样的成长和壮大依赖于大学的发展，美国的教育经费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在7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个长足的增长[6]。这足以保证西方人文学科的教授去创造各种异端邪说，去批判资本主义。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批评话语也获得了发展机会。批评的黄金时代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资金”，转过来狂热反抗和批判资本主义。像《boundary2》和《社会文本》,《新左派评论》等文学刊物，无疑都是取之于资本主义，但又都是坚决地反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是以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得以展开的。理论上，我们会做出完美的解释，但是现实上，资本主义在批判自身中获得了一种活力。我们都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而这种垂死阶段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它的经济还在全球扩张，还在发展，所以现在反资本主义的人只有采取恐怖策略，一些恐怖主义来炸碎资本主义。西方的一些左派，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一些左派，对“9·11事件”和伊拉克阿拉伯的恐怖主义活动通常的策略是三缄其口，很少有人表现出愤激，甚至不乏有左派人士为恐怖主义辩护。

批评理论还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有长足的发展过程。发展到现在，就产生出“文化研究”这个超级学科。文化研究最后变成了超越文学的东西。所以文化研究这几年也传到中国，也引起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的一种恐慌，这个恐慌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恐慌，文化研究课成为大学文学系里受欢迎的课程，学生选课做论文也选文化研究，然后文学逐渐被淡化。这门课既有现实感，又充满了乐趣，这是读图时代的现实生活在大学课堂的延伸。这是大学抹平校内外区分的唯一场所，这是快感/享乐主义时代精神在大学的成功实现。文化研究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学批评不参与进去必然会更加萧条，文学批评重振山河似乎是从文化研究那里看到一线希望。当年写过《批评的黄金时代》一文的W.J.T.米切尔，2004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次讲演。他也拒绝承认理论终结的说法。他说道：

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

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7]
很显然，米切尔说的“理论的终结”是指批评的终结，在西方大学里，没有我们的所谓“文学原理”，文学理论就是指批评史论的研究，在多数情况下，就指文学批评。现在批评不死的证据就是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使文学批评活过来，不过是活在文化研究的混乱不堪的图像中，在似是而非的娱乐中讨生活。确实，我们也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相互转换和互动的关系。现在文学研究的用的方法几乎全部都是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法。文化研究用的理论全都是原来用作文学批评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原来文学批评的训练，做文化研究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是用文化研究的文本来替换文学研究的文本而已。但是这一点，恰恰也是文化研究本身具有文学性的一种方式。

文化研究似乎成为振兴文学批评的一条救赎之路，这条路到底有多长？如果长到永远，是否文学批评还是要消亡呢？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已经幽灵化了呢？它以幽灵的方式寄生于文化研究中，盗用文化研究名义来复活，来获得死去的肉身。

当然，更为具有安慰性的说法是，只有依赖文学研究能提供活的资源，维持文学批评的运转，这只有寄望于人们对文学价值的永久迷恋，或许人类真的具有对文字的一种感受力，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始终是人性的一种内在的需要，这就使得语言、文字的表达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顽强存在，有延续力。而且恰恰是在现在的格局里它也依然在顽强形成新的表意形式。就目前境况来看，在大学，与文化及大众传媒相关的系或学科，例如，文化传播系成为这几年的大学新成立的院系，但恰恰由于传播系、艺术学院等等的扩张，反而使文学系的人踏实了。原来这些传播系并不成熟，它要借助于文学系的课程和方法，因为文学性形成一整套的经典体系，它在大学里有很深的根基。所以这些新的文化传播或艺术院系，他们接受的是文学教育，用的还是文学的方式。但是随着传播理论的一步一步研究，对媒体理论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他们的方法、角度和对象，所以随着文化传播的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使文化研究也开始具有学术性。显然，文化院系与文化传播之类的院系的疆界已经很模糊，大学里的文艺学这门学科的教授学者纷纷做起来了文化研究，这使传统文学理论研究处于尴尬境况。但迄今为止，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还不能说背道而驰，它们还是息息相通，相互利用和寄生，这到底是一条互相激励的道路，还是你死和活的竞争之路还很难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理论可以证明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已。

三、 批评的幸存与典律的建构

批评的存在，批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它对经典的建构，如果经典的建构功能丧失，批评存在的力量和进一步的可能性就大受影响，如果批评依然有能力重建文学经典，维护文学价值，就是在文化传媒肆意扩张的时期，也依然有自己的道路可走。

但是我们的疑虑是，今日批评还能阐发文学性吗？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阐发文学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势力壮大之后，对文学性的阐发让位于对社会历史意义的阐释。在后结构主义兴盛时期，也就是在批评的黄金时代新理论批评声势浩大的时代，文学批评也是对社会历史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的颠覆或建构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批判理论在90年代的势头有增无减，柏林墙倒塌并未使左派阵营受挫，相反却给左派在校园中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话语方面的全面结盟，使新理论批评在全球化时代又获得一次再生的机遇。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批评。

但是这种状况也引起维护传统文学价值的人们的反抗。哈罗德·布鲁姆对话，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一本书《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那时布鲁姆已经64岁，他的文学观念比起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都显得落落寡合，与其说保守，不如说激进。在人们已经习惯接受文学大众化以及文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时，布鲁姆的所谓“纯文学”呼声，象是文学守灵人的悲歌。但这显然也不是布鲁姆的孤掌独鸣，这本书乃是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写，这无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同时也有感于当代文学观念之混乱，布鲁姆的口气完全是一副正本清源的架势。布鲁姆几乎横扫近二十年风靡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给其命名“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在他看来，当代流行的理论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等，统统归属此例。布鲁姆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当年暴得大名时，是划在解构主义名下，“耶鲁四君子”，就是美国的解构主义四条汉子。晚年的布鲁姆已经是维护经典的正统派架势，象是要重弹新批评的文学性老调。

实际上，欧美学界在80年代后期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典的争论，它发生在右翼的经典保卫者和学术名星之间。不过美国学界没有使用“经典 ”（classic）这个术语，而是使用而是使用canon这个词。这个词原来是对《圣经》的一个注释，就是具有典律性质，它是经典，它是作为规范标准文本而存在的，这就是典律。Canon的中文译法，可能译为典律较为恰当。它的词典意义――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主要有以下在方面：1，总的规则，标准或原则；2，真经或正经；3，真作。这个词显然和最初关于圣经原典的确认有关。简要地说，典律就是使一部作品能够被确认为经典的那种规则、标准或尺度；也可以简要地说是经典性。美国八十年代关于典律的讨论的显著标志是由莱斯利．费德勒和候斯通．贝克编辑的《英语文学：敞开典律》（English Literature: Opening up the canon, ed. Leslie Fiedler and Houston Bak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有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保尔．劳特：《历史与典律》，（Paul Lauter：Historey and Canon, Social Text 12,Fall 1985, 94-101）。艾里克．霍布斯巴文与特仁斯．让格合编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维廉姆．凯因：批评的危机：理论，文学与英语研究的改革（William Cain,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女权主义批评一直是典律讨论的生力军，这方面的著述不胜枚举。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女权主义研究都对现行的典律构成冲击。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讨论，显然是伴随着大学政治、女权主义、少数人权利、多元文化、后现代理论与解构批评等等兴起的。与当下中国面对经典危机的那种焦虑相反，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界则对传统的经典制度发起一轮猛烈的攻击。

典律说到底是一种话语权力。关于典律，人们自然会追问这是谁的典律？谁的经典？这种典律维护了怎么样的传统和既定的文化秩序？典律的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aesthetic hegemony）。典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典律的具体内容可能发生很大的乃至于根本的变化，但典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始终如一。正是因为典律反映了强势集团的观念和利益，典律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典律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不同的阶级也可能在审美上有一定的共同趣味，而同一阶级和阶层的人，在审美上可能趣味迥然各异。但不管如何，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同样，一个社会处于变动之中，原有的强势集团不得不与新兴的社会阶层分享社会权力和利益，那么，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的统治地位也会发生变化。而典律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关于典律的争论，试图打破白人中心主义确认的典律，这与美国社会有色人种愈来愈具有影响力有关。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到美国，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开始推动多元文化，开始重新审视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建构的思想意识。美国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应该放弃国家主义及正统文类观，“美国文学”这个观念所代表的不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学，而是美国这个地区的写作活动；此外，因为American带有国家主义的联想，而“literature”带有带有高尚作品的联想，美国文学宜改名为“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文学”所研究的，乃是能够反映建构美国这个地区的各类写作，从原住民直至新近移民的各类书写作品。美国近二十多年来，多元文化趋势加剧，特别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开放性，少数民族概念已经扩大为少数人概念，这些少数人过去被定义为不正常的、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社会对他们实行严酷的排斥，过去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把他们表现为异类或丑陋的阶层。他们只能认同主流文化或被同化，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社会声言。八十年代以来，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这些少数人的文化受到关注，大众传媒不断在各种方式反映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尽管这些群体和阶层未必有多大的社会能量，但作为大学里重新检讨主流文化的强权地位的侧面材料则是绰绰有余的。

显然，典律的讨论与其说是维护了传统的文学价值，不如说是颠覆了它。布鲁姆对这种状况忧心如焚。他试图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立场，各打五十大板。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前者希望为了假想的（并不存在的）道德价值而保存经典；后者被他称之为“憎恨学派”，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布鲁姆试图证明自己似乎既不属于右派，更不属于左派。但事实上，企图重建文学批评的传统价值的布鲁姆明显倾向于右派。他对左派掩饰不住“ 憎恨”，他抱怨说：“人们尽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义’正是当今学院里的风气，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矫正历史不公的名义下，所有的美学标准和多数知识标准都被抛弃了。”[8]当代的经典传播热衷于种族身份和性别政治，这导致了经典的传播就意味着经典的消亡，现在流行讲授的那些作品并不包括最好的女性作家以及非西方的少数民族的作品，却包含了那些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的作品。布鲁姆写作这部作品是在与他称之为“憎恨学派”的批评家作家们唱对台戏，我们的课程则想与布鲁姆构成一种潜对话。主要是针对他的文学纯粹的自律性的传统坐标上来确认伟大作家作品的那种立场和方法。

在批评的“黄金时代”布鲁姆就属于声名卓著的“耶鲁四君子”[9]。布鲁姆一直跟德曼一起，德曼的影响也比较大。尽管他们的观点一直是不一致的，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趣味也不一样，但那时他们是同道战友。他们对文学作品都有非常独到地、非常锐利的理解。德曼在80年代去世了。可以看到，在布鲁姆的理解当中，他把这些批评的历史都归为“憎恨学派”中，他要反对的。他认为文学作品的阅读要恢复到古典主义的一种状态中，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其实解构主义离古典主义并不那么遥远，布鲁姆离“新批评”也没有那么遥远。当然可以说，布鲁姆更加直接对立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幽灵们的批判理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和它相关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他反对把文学作品看出是身份政治，看成是民族国家的一种特殊性的一种表征，看成是性别政治的一种表现。所以他的阅读，也是对女权主义展开的激烈挑战。现在大学里很多女学生做论文喜欢选择女权主义，真应该去看看布鲁姆的书，看看他对女权主义的一种劝告。当然布鲁姆的阅读是很精彩的，但是我认为，他的阅读的方式和“新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是贯穿着“影响的焦虑”的那种方式。布鲁姆最拿手的是能在文学史中能清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谁和谁的一种关系，托尔斯曼和歌德的关系，弥尔顿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仇恨等等，这些关系始终还是在“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国度里来阐述。他认为，“影响的焦虑”对天才来说是一种促进，对庸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就这点而言，多年前我曾用过一个概念“晚生代”来描述“先锋派”，后来又用来描述比先锋派晚些的一个群体，我意图是在“先锋”群体和“晚生代”之间的一种关系去理解它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前提，因为它们要寻找一种创新的那种关系。布鲁姆有一段话攻击“憎恨学派”，表明他的态度，“人们尽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义’正是当今学院里的风气，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矫正历史不公的名义下，所有的美学标准和多数知识标准都被抛弃了。实际上，‘经典的传播’就意味着经典的消亡，因为我们正在教授的并不包括那些最好的女性作家以及非裔、西裔和亚裔作家的作品，却包含了那些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的作品。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即使有，那也不足以创造出耶和华文献作者与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与乔伊斯的传人。”[10]　在他看来，现在的后殖民理论对第三世界文学的阐释，并不在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创造性意义上，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向资本主义中心，白人中心，男权中心，发动批判，发动攻击。文学研究关注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审美品质和历史传承关系。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假定说，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学的原创性真的丧失了，那该怎么办？原创性的批评如何进行？

因为布鲁姆必须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学作品的创新是无限的、永远的，而且是普遍性的。如果他的这个前提不能成立的话，他的观点会有狭隘之嫌。他将会把绝大多数人，那些第三世界的人，那些妇女的写作拒之门外，文学又变成了少数人的孤芳自赏的产物。而他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又是什么态度呢？他认为“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11]他的观点有点过分的贵族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管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后现代的平民主义，文学写作者越来越多，出版和发表越来越容易，文学标准的确定将变得非常困难。这就直接影响到经典的确认，深刻有力的作品不是没有，而是它容易被平民化的写作，容易被消费主义时代需要的大众参与所覆盖。确实，在文学生产更加平民化的时代，平民化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平庸化的时代，它会淹没少数天才。与布鲁姆相反的是这样一种平民化的批评理论，它与文学的平民化和平庸化的历史保持同步的，并且使平民的平庸历史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也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理论使大众化写作成为一种历史话语。确实，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文学理论，显然是预见到文化工业时代的来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还倡导知识分子的最后的英雄主义，也存在着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批判理论发展到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批评的时期，解构西方经典则成他们的任务。但解构经典何尝不是对经典读解的一种方式？解构经典何尝不是福科式的话语权力的再生产方式？在解构的名下，并不是文化的虚无主义，而是文化生产，知识生产采取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运作形式而已。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经典是不死的，不会因为解构而死去，经典的死，只是因为遗忘，只是因为不再存活于当代的话语场域。如此看来，一方面，我们看到，批判理论为基础的新理论批评（包括文化研究）不可避免要与文学的经典价值建构产生紧张关系，经典的确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当代的经典也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存在和再生产，同时新的经典的建构也依然有可能幸存下来，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对经典的读解变得弥足珍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在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上，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可以找到自己幸存的依据。

[1] 本文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当代小说经典文本分析》课程的导论节选部分，经修改而成文，可能还保留一些口语成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2] ［法］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六说文学批评》，郭宏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第34页。蒂博代原书名叫《批评生理学》，中文译本书名叫《六说文学批评》。

[3] 同上书，第37页。

[4] 参见《诗人与时代》，伦敦，费伯出版社，1955年，第71－92页。

[5] W.J.T.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中文译文可参见杨国斌译，载《外国文艺》1989年，第2 期，第62页。

[6]　据统计，美国大学的教育经费远高于中国大学的经费，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任何一所长春藤大学一年的经费，相当于全中国大学的经费总和。近二年中国的高教经费有所上升，但二所长春藤大学也足以匹敌全中国的高教经费。

[7] 　米切尔的讲演稿发表在“文化研究网站上”。参见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 ，李平译， 载文化研究网站，发布时间：2004-7-26。

[8]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江宁康译，2005年，第5页。

[9]　四君子是：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拉夫·哈德曼。

[10]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第5页，2005年4月第一版。

[11]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第8页，2005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