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艺术方面博士论文

　　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艺术方面博士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艺术方面博士论文篇1

　　论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

　　【摘要】科林伍德对美的认识过于绝对主观，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事实上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无论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还是艺术创造的实践中，都应当被区分开来，不过它们仍然统一于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之中。文章先后论述了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的区分与关联，以及实用艺术向优美艺术的转化，最终得出结论，艺术“实用”或 “美”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不论是艺术还是制造，只有当艺术体现出的客观与欣赏者的主观统一的时候，艺术才展现出它的美。

　　【关键词】优美艺术;实用艺术;美;辩证法

　　艺术源于艺术家的创造，但艺术家不是仅仅创造某种人工制品的群体。科林伍德认为艺术家创造的东西同时是两种事物：“首先，它是一种‘内心的’或‘精神的’事物，某种(恰如平常我们所说的)‘存在于他头脑中’，而且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事物，我们通常称之为‘经验’;其次，它是一种有形体可感知的事物(一幅画、一座雕像等等)，它和上述‘精神的’事物的确切关系需要非常细致地加以规定。”[1]科林伍德还认为，将艺术分为优美艺术和实用艺术就等于认同了艺术技巧论者，因此诸如此类具有混淆概念的分类术语应当被抹去。

　　这样的观点过于片面与绝对化了，事实上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可以被适当分开，前者倾向于精神的享受，后者偏重于物质的愉悦;同时也要了解这一区分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实质是彼此区分又彼此关联，甚至能够进行转化的统一整体。而操控这个整体最强大的力量，是社会生产力。

　　宗白华说，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机能。艺术是是客观的“实在”(艺术需要客观事物作为载体、艺术所表现的“精神”本身就是客观的“被人脑加工过了”的反映)(一次创造)，但同时又是主观的欣赏过程(二次创造)。俞伯牙的琴声蕴含高山流水，不可谓不美，但没有钟子期们的欣赏，最终也不过是曲高和寡，难逃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因此，主观的创造与客观的接受“看对眼”了，艺术才展现出它的美。

　　一、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的区分与关联

　　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的界定是伴随着艺术创造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其相关理论也同样伴随着实践而形成和发展。关于这一界定，最早源于十八世纪后期，实用艺术的含义自不用说，优美艺术则是指“美的”艺术，而不是“精细的或高度技能的艺术”。但这并不是说，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美”的特性，实际上艺术一开始都是实用的。优美艺术这一概念指向“美的”艺术，此“美”有着及其人性化的内涵：“当我们谈到一些东西是美的时候，更经常与更精确的讲，是指它们具有某种仅仅迎合我们感官的神妙之处。”[1]所以人们才常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生活体验，审美经验和情感需求创造了千百般的“美”，也迎合了千百般对“美”的感受，优美艺术因此而极具精神的意义，成为精神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客观事物与主观需求达成一致的时候，方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实用艺术一词则明确的表示了它的物质性，它对功能的注重大于形式，而功能这个字眼很容易就让人落实到物质性的东西上，比如某种功能满足需要某种物质材料才能够达成等等。

　　精神和物质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没有理由不发生关联，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也只有在这两者达到完美统一的时候，“优美”和“实用”才能被冠以艺术的桂冠。优美艺术中符合人们某种感官而被称之为“美”的现象，在实用艺术中同样的能体现：当一件称心如意的实用器具在手中操作，这个畅快的劳动过程是“美”的，挂在使用者脸上以及心头的满意的微笑也是“美”的，它们都是人们的感官得到迎合的神妙之处，也就是实用艺术的“优美”意义上的美。至于优美艺术的实用性，如果“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这一古语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仅仅迎合我们感官的神妙之处”本来就是一种带给人愉悦或满足的用途吧。

　　二、实用艺术向优美艺术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与运动发展的。既然如此，艺术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艺术一开始都是实用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高，一些曾隶属于实用艺术的艺术形式也就自然的向优美艺术进行了过渡，这一过渡揭示了发展到极致的实用艺术打破了实用与美的界限，代表着实用艺术完成了偏向于物质的历史使命，在优美艺术的道路上，又担起传承传统或是充实精神层面的担子。

　　例如，书法。笔墨纸砚作为中国传统的家什之一，已经随着人们书写方式的改变，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非必需品。用毛笔书写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也由普及性的运用转而成为兴趣爱好的种类。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书法在我国古代是实用艺术，因为它线性的游走往往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而触动人们的感官，但是我们可以绝对的说，书法在当今已经成为了优美艺术，因为兴趣爱好本身出于任何目的也是一个满足精神需求的追求。

　　又如，陶器。陶器作为石器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与辉煌凝聚了古代先民无数的来自于生活实践的智慧，但当这一智慧随着实践的深入而提升，更为方便好用的青铜器、铁器、漆器随之而来，陶器逐渐由家家户户的实用器皿上升为实用艺术，时至今朝，陶器已然完成了它最广泛化的实用使命，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优美艺术，优雅的装点人们的生活。

　　再如，园林。古人修建园林是为了优雅的居住，园林中的一草一木无不体现出园林作为艺术的实用性。而现代人主要利用园林玩赏，抱着亲近自然的心情或者其他，无意中，园林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积淀了优美艺术的属性。

　　当然，艺术性质的变迁是一个在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看见了实用艺术与优美艺术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这个过程也提醒我们要用发展与变化的眼光看待艺术，这样的视角会让我们发现更多艺术所承载的东西，譬如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是社会的变迁。

　　三、决定艺术成为实用还是优美的在重要因素

　　艺术是它的创造者利用现有的生产力，将个人(或者是群体)的“审美情趣”(请允许我借用这个词语来表示人们对于美的主观理解)固化到艺术品中去的，之后又由观赏者理解、欣赏以至于共鸣，最终折射出美的价值。

　　正如书法、陶器、园林艺术由实用艺术向优美艺术的逐渐过渡，人类社会也经历了由石器时代、金属时代、机器时代，而至电子时代的过程，在这个悠久的历史进程背后，生产力充当了主导者的角色，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拖动了社会经济，自然也就影响到了艺术。

　　艺术一开始都是实用的，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人们依靠简单的劳动器具进行集体和逐渐个人化的生产生活，温饱是人们的头等大事，这样的生产方式只能支撑实用的艺术，这样的社会生活也只需要实用艺术。那些绘在隐蔽墙壁处的动物图形被施以了易于捕捉的巫术幻想，那些被敲凿、打磨、烧制成生活器具的自然物质只要具有方便使用的性质就好，“迎合感官的神妙”是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的事情。“仓廪足而知礼节。”看看中国灿烂辉煌的文明历史，我们发现致力于艺术的传承者大多是不愁温饱的富裕阶层，尽管他们的创作离不开劳动人民的肥沃土壤，但焦大又哪里有闲情逸致“寻春问腊到蓬莱”呢?

　　艺术这个词汇以及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从与技艺的关联中独立出来的，这背后最重要的促成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因为艺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没有属于艺术的空间，更不用讨论艺术是优美的还是实用的，只有当温饱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所谓艺术才能崭露头角。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艺术大发展的时代必然也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有强朝盛世才能大批的造就流芳百世的艺术成就。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时，随着受到的教育以及经验世界的扩大，他们的审美能力也随之提高了，那么无论是艺术创造的成就，还是艺术得到的认可也都将大幅度提升。

　　四、结论

　　艺术是整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最低形态，是第三自然。或许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模糊的概念。苏珊•朗格说，舞蹈“再现我们内心生活的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并认为“这一经验通常只能被我们模糊的意识到，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大部分都是不可名状的”。[2]但艺术并不是不可认识的，线条、色彩、形体等都是舞蹈艺术借用的物质形式，这是客观的存在，同时又借助直觉经验来获得表现。艺术只是模糊，并非不可描述。

　　因此，我们认识艺术固然不能做一个艺术技巧论者，也不能片面的强调主观性，而应当运用艺术辩证法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认识过程。只有做到“对艺术规律及其奥秘的深度的整体性把握”，才能“使直观经验达到了艺术认知的辨证的深刻”[2]，也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意识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促成优美艺术与实用艺术藕断丝连的区分，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协助实用艺术极致发展，最终打破实用与美、物质与精神的界限。

　　参考文献

　　[1]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 姜耕玉，《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朱学勤，《中国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 杨恩寰，《美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5

　　有关艺术方面博士论文篇2

　　浅析语言艺术中的艺术

　　文学被称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作品中的譬喻。则堪称是“语肓艺术中的艺术”。而对于譬喻的巧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没人能如钱钟书先生一样创制出如此令人日不暇接的妙喻来。并且，钱钟书先生除了在小说中巧妙运用譬喻外，还发表了许多以“比喻”为标目的学术著作。这里，笔者结合钱钟书先生的一些学术著作就钱先生《围城》中的比喻艺术作一些浅略的分析。

　　譬喻又称比喻。是文学语言运用中一种基本的修辞手法。比喻的母型是“甲像乙”，当甲不具体、生动时，便以具体、生动的乙譬之喻之，这便是我们对比喻的一种最基本的认识。钱钟书先生在运用比喻时。是在遵循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更灵活，更富有变化。除了简单的“甲像乙”外，更多地运用了曲喻、博喻、奇喻、分喻等手法。钱先生在论传统与革新的关系时，曾经强调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该是“出新意于法度巾”，因而，钱先生自己对语言也要求标新立异，推陈出新。拿《围城》来说，其中的比喻就是一个明证。那么，这种新异可以从那些方面进行赏析呢?

　　一、比喻运用的手法

　　a、博喻博喻是指一连运用多种比喻，以增强形象性。简言之，博喻即是一个本体。几个喻体，用几样事物同时喻一样事物。钱钟书先生举出，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己阵”、“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周之服”、“丑人学西施捧心而颦”五个比喻来说明不和时宜这点;韩愈的《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的秀拔。但是我们看苏轼的“白步法”第一首里写水波外泻一段：“有如兔走鹰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II哒种“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宋代散文家称为“博喻”，西方则称为“莎士比亚的比喻”。这种比喻在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展示得尤为周详、深刻。

　　如方鸿渐与唐晓芙分手后，与赵辛楣同坐船去三间大学时，辛楣谈及苏小姐的婚礼时提起唐晓芙，这时，鸿渐“心理仿佛黑牢里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组比喻正是用两种不同的事物同时比喻一个事物。即用刚划的火柴一下就熄灭与相碰的两只船又分离来比喻方鸿渐当时的心情，把方鸿渐那种被人无意揭开心底的旧情而闪出一丝火花，随后又意识到“此情可待成追忆”，甚至连忆都不敢忆而产生的失落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真是生动至极。这里，后一个比喻是通过丰富前一个比喻，让人获得更深一层的情感体验，而两者说的实是同一件事。

　　又如：“那女孩子的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一三棱镜下月光或者万紫嫣红开遍的花园。”用“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月光…万紫嫣红开遍的花园”等等色彩缤纷的景象比喻一张女孩子的脸，可以想象得出是多么滑稽、俗气与难堪。三个比喻齐下，增强了视觉上的喜剧效果，同时也加强了语言的讽刺性。再如“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世事，就像饮食男女，像死亡。”如此等等，像这样一些比喻，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喻来刻画同一个人，同一种心理说的同一事物或现象。与贺铸《青玉案》：“试问闲愁几都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钟书先生谓之博喻，再讲细点，便是群喻了。

　　b、曲喻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到：“明汪廷讷《狮孔记》第二十一折陈季常惧内云：“我娘子手不是姜，怎么半月前大的耳巴，至今犹辣。”则由姜之形而引申姜之味。……盖每立一譬，可从而[旁侧出，孳乱蕃衍。犹树有本根，家有放祖然。…”又言“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曲喻是修辞的又一种手法，只是比明喻来得隐晦曲折。即两物相比，仅有一端相似即可作比拟，余则靠读者奇情幻想或引申开去。用的是委婉含蓄的比喻烘托，使意在言外，须多绕弯，方能理解。

　　在《围城》中，曲喻更是举不胜举。如：“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女孩，荡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这里，把“小城市的摩登姑娘”比作“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初初看去，两者似乎不搭介。但仔细看过，再慢慢咀嚼。便可发现这个比喻实在是精体贴，妙极了。这个比喻只取事物的某一相似点即那种粗俗的模仿作比，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从抽象中获得具体的感受。使读者对于那种不伦不类的造作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

　　叉如：“一切机关首长上办公室，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者一生里的好运气，来得很迟，去得很早。”这个比喻绝不是“月亮如银盘”式的简单无味。拿“首长上办公室”与“隆冬的太阳…‘一生里的好运气”作比，为的是揭露那种拖沓的腐败的官场作风，而这一层意思不是字面上直观传递给读者的。它的喻理有使人味之无尽的内蕴，既让人感到意想不到，又让人觉得全在在意中。

　　另外，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还提到：“《大般涅槃经》卷五《如来性品》第四之二论(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满月不可即同于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翻译名义集》卷五第五十三篇申言之日：“雪山比象，安责尾牙;满月况面，岂有眉目。”……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多属此体。Ⅲ可见，佛经里的分喻与英国玄学诗派所谓曲喻，实际上是同一种修辞方法。可以说，分喻其实也是曲喻。如：“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服地求爱。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一百度左右，这种又甜又冷的冰琪淋作风全行不通。”在这个比喻中。“艳如桃李”让人感觉是有些甜，而“冷若冰霜”当然给人感觉很冷。由此结合，便产生出最后的喻体“冰琪淋作风”，像这样的比喻它就属于分喻。而从根本上说，它也比直接比喻曲折些，需读者加些联想才能理解，因而，分喻实质上亦是曲喻。如：“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得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再如“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得衰败，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这些句子，或者喻体由事物的几个相似点结合而产生，或者先否定事物某一点，再推出喻体，说透了，就是在比喻中加了些波折，并且很多时候，除了言传外，更大的需要读者的意会了。由此，分喻也可看成是曲喻的。

　　c、喻之两柄钱钟书先生谈过：“同此事物，授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悲。语气炯异;修词之学，丞宜拈示。斯多葛派哲人尝日：‘万物各有二柄，人手当择所执。刺取其意，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聊明吾旨，命之比喻二柄’可也。”钱先生也举过例：“山谷喻本《大智度论·如是我闻总释论第三》‘诸外道巾，设有好语，如虫食木，偶得成字。’山谷处以‘虫蚀木’为褒词，而《山谷内集》卷八。《次韵冕仲考进士试卷》‘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又以为贬词，一喻之两柄也……”⑦所以。比喻中或褒义或贬义，称喻之两柄。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围城》中的这类比喻。如：“这女人尖颧削脸，不知用什么东西烫出来，一头卷发，像中国写意里的满树桃花……”一般来说，“花”，常常用来指代美丽的事物。在古人中。以“花”喻美女的也比比皆是。如《红楼梦)中第一大美人林黛玉便是以“芙蓉”喻之。而这里却用“梅花”喻“卷发”，只让人感觉头发是堆砌出来的蓬乱。毫无美感可言，令人忍俊不禁。因而，这里的“梅花”就成了—个贬词，显出事物丑的一面来。

　　又如：“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本来，“一顾倾城”是一种大家风范，形容女子容貌的艳丽无比伦比，而这里用它比喻侵略者侵华的罪行，虽然一顾倾城的本人并没改变，但由于作者的立足点不同，感情的好恶有所改变，于是这个词便从褒义一下转为贬义，把侵略者那种贪得无厌。不可一世的丑陋行径揭露得尤为深刻。

　　因此，我们可以说，词义的褒贬或事物的褒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观察事物的角度。但无论是褒是贬，或无所渭褒贬，喻之两柄的关键是要用得稳妥，讲得明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运用比喻的效果

　　从《围城》的用喻所产生的效果上看，主要是幽默和讽刺。《围城》的比喻多，类型也多。但无论何种手法、形式，它们都有着相同的特点：新颖奇特、幽默风趣、出人意料，但恰倒好处。那么，《围城，的用喻是如何产生这种令人发笑，同时又引人深思的幽默讽刺 艺术效果呢? 语言学家帕墨曾说“人们听到一个东西老是直来直去的那么一种说法，就会感到厌倦，而那种需要听说人费力去想象思考的比喻说法，则往往使人感到兴奋。”而钱钟书先生正是采用这种趋新僻俗的手法，创制出无数超乎常规的比喻，从而产生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极富高的幽默讽刺的艺术效果来。这些可以从《围城》中的具体例子中得到证明：

　　a、利用本体喻体的美丑错位构成比喻。以美喻丑，造成强烈的反语讽刺，从而取得幽默效果。

　　如“那女孩子的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万紫爝红开遍的花园。”本来。“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万紫嫣红开遍的花园。”都是一种色彩斑斓、梦幻一般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然而以这种美丽的景色喻女孩子的脸，则毫无美感可言，反衬出她因不会打扮而显出的俗气、造作，令人发笑的丑态。

　　再如：“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回掉下来。…‘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本是一种如水晶般一样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象，用它来比喻一只红肿的眼睛实在令人大跌眼镜，美与丑产生强烈的对比反差，达到幽默的效果。以美衬丑，在推而广之，还可以是以庄重喻卑微，以高尚喻渺小等。如：“(李梅亭)下身的裤管，肥粗圆满，毫无折痕，可以无需人腿而卓立地上，像一对空心的国家柱石。国家柱石”本是庄重严肃的 建筑物，这里却用之比喻李梅亭的裤管，更反衬出李梅亭那种穷酸鄙俗的嘴脸，使讽刺戏谑水到渠成。像这样一种比喻，都是在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冲突巾寻求突破点，从而造成反语讽刺的强烈的喜剧效果来。

　　b、利用本体喻体的美丑错位组成比喻，以丑喻美，形成落差，从而化庄重为卑微，化高尚为低贱。

　　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妙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文凭”本是庄重而神圣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学识才能的标志。而钱钟书先生却用“亚当、夏娃下身遮羞的树叶”去比之，无情的嘲弄了当时一些留学生无真才实学，无报国之心，却拿着一张可怜的“文凭”招摇过市，把“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揭露了无耻、欺诈、败坏的学风。由此，留学生这种丑陋行经在戏谑中得到最为辛辣的挖苦、讽刺。

　　c，本体喻体在形象上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取二者之问在神态上的某种共鸣大加比喻，由于二者距离很远，因而产生了很强的幽默效果。

　　如：“方鸿渐网国作了唯一的 一场讲演，大谈鸦片与梅毒，吕校长在一旁不停咳嗽警告，而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里早晨起床的人，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断无缩回去的道理”。这里，方鸿渐讲演的情形和隆冬早起的人在形象上并无相似处，这个用喻正是取她们之间神态上的相似，把方鸿渐硬着头皮讲演的情形与隆冬早起的人在形象上并无相似处，这个用喻正是取它们之间神态上的相似，把方鸿渐硬着头皮讲演的尴尬壮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捧腹不已。又如：“一切机关的首长上办公室，本来像隆冬的太阳或一生里的好运气，来得迟，去得早。…‘隆冬的太阳”、“一生里的好运气”在形象上与“首

　　长上办公室”简直连沾一点边都没有，作者正是运用他自己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带动读者的思维，使读者读过后，对于这种腐败的官场作风有了具体的认识。这样比喻不仅新奇独到，而且比起直接进行批判要来得委婉、生动、风趣。

　　d，扩大丑陋点。就好象在显微镜下看事物的某个丑陋点，把这一点尽情夸大渲染，让一点扩大成一个整体，使之丑上加丑，幽默情趣便应运而生了。

　　如：“韩太太居然相貌丑，红头发，满脸雀斑像面饼上的苍蝇下的粪，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这个用喻，把韩太太脸上的雀斑揪出来，逼着它们在大屏幕上献丑，这还不止，还要把韩太太的举止大肆渲染一下，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综上所说，不难发现，《围城》用喻的手法和用喻的效果。都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尽管，钱先生的比喻也有不当之处。如有时过分强调语言的雕刻，而忽视了真实，影响了主题;在一些不必要处也用上比喻，显得画蛇添足，但这终究瑕不掩瑜。可以肯定地说，《围城》的价值很大程度依赖于其技语言巧，而语言技巧则离不开比喻的妙用。钱钟书先生以一种精警、贴切，超乎常规的比喻，使得《围城》的光彩四射，同时也显出了他对语言的高超的驾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