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期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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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期末论文篇一
《 浅谈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
[摘要] 案例研究( 也称个案研究) 已然成为管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主流方法。本文结合实例讨论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案例研究的概念、优点和可能的缺点;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选题、立意，彰显其研究价值; 如何构思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主体框架;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如何处理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公共管理; 案例研究; 主体框架; 基本要点。
一、概念、优点与可能的缺点。
案例研究的要义 ( 1) 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它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个案现实情况有意义的特征; ( 2) 尽管个案研究的重心在于对个案的分析和探讨，但个案研究必须服务于对母体研究对象的理解，个案可以是母体的典型实例，也可以是母体的非典型实例; ( 3) 个案研究不能停留在实例材料的详尽描述，必须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建构个案分析框架; ( 4)作为研究，在个案分析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类现象、相关的理论对话，不能自说自话、把个案研究变成孤岛式研究;( 5) 个案研究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相反，它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获取和分析案情资料; ( 6) 案例研究中的“个案”是关于包含有问题或疑难的真实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可以是时间性的( 某一具体时段) 、空间性的( 社区、地区、国家) 、行动者类的( 个人、群体、组织) 、行为类的( 互动、决策、事件) ，或是综合性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只有单个案例，也可以包括一个以上甚至一组案例。
个案研究方法因以下优点而受人青睐： ( 1) 使研究对象或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 2) 丰富和深化作者和读者对问题的了解; ( 3) 资料获取范围相对具体，较之面上的归纳式研究和统计分析，其广度和成本比较小; ( 4) 兼具实证分析和理论演绎的双重优点，有利于研究者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出现以来，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批评最多的是案例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批评者常常称，单案例研究论据不充分、不足以进行科学的归纳。对于这种批评，罗伯特·殷辩解道： “这些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以统计调查的标准看待案例研究……统计调查依据的是‘统计性归纳’，而案例研究( 以及实验) 依据的是‘分析性归纳’。在分析性归纳中，研究者也会尽力从一系列研究结果中总结出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理论。”[1]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案例研究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是由于无视个案的代表性程度及其方向，将个案研究的结论强行拉升成普适性的观点。
其次，由于一些案例研究不注重资料获取和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或带着偏见进行研究，案例研究的信度常常受到质疑。对案例研究的第三种批评是，它可能会造成过于冗长的分析报告。案例研究确实需要对案例相关情况的深入探究，如果研究者只是为了案例而案例，既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又缺乏研究意识，既缺乏分析框架又不比较分析相关案例或不与相关理论对话，则难免落下材料堆砌的口实。事实上，案例研究的上述批评和不足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问题不是出在案例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本身，而是有些很好的原则、技巧、步骤并没有在实际案例研究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2]。
二、选题、立意与研究价值。
根据研究动机，案例研究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 问题驱动式的、理论驱动式的以及混合式的。问题驱动式的案例研究旨在描述个案实际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探究问题解决方案。这类研究多以调查问题、探求对策作为研究目的，基本上属于应用性的研究。此类案例研究的实质性价值在于它所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满足规范化研究的四个标准： 测量工具效度、信度、内部有效性与外部有效性。测量工具效度是指针对所研究问题构造的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信度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同样的研究，并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 内部有效性是指研究证据能够支持研究结论中所阐述的现象或因果关系; 外部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具有相当高的普适性。[3]前三个标准是任何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满足的。
但对于第四点，笔者以为，就公共管理案例而言，由于任何个案都有其特殊性，而且有些案例并非类现象的典型案例而是特殊个案甚至反常案例，因此，不宜对外部有效性做硬性要求。是否应该符合外部有效性要求，取决于研究者的选题立意： 如果研究者立意通过对个案研究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探讨，那么，案例的选取、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都必须具备代表性，也即外部有效性; 如果旨在展示个案的特殊性，则不必强求外部有效性，相反，应该突出个案情状、问题、成因与对策的个性。当然，大多数案例既具有类的一般特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类案例研究只需满足前三个标准，并兼具相应的外部有效性即可。
与典型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不同，理论驱动式个案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在案例本身，而在于归纳出理论： 或是理论验证，或是理论批判，或是理论创新，抑或是兼具其中两者或全部。譬如，以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有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案例研究，都以完善、验证和支持“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框架为目的，最终形成一个学派。以验证理论为目的的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二点： 一是为有待检验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具体的实例，此所谓材料创新。这一点要求运用具有较高效度的资料获取工具以及较高的研究信度。二是检验的理论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如果案例研究用于验证的是一个已经得到公认和反复验证的理论，则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者更高的期望是通过个案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批判，最好是能提出一些理论观点或新的理论框架。此类研究近似Barney Glaser 和AnselmStrauss 创造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 。我们姑且称之为“扎根式案例研究”。它归纳出的理论得自研究者对观测资料所蕴含的主旨、特征和结构模型的分析。扎根式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因为担心知道其他人的结论之后可能会固化研究者的现象观察和研究思路甚至理论观点。该理论方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1) “将适用的事件和每个范畴进行比较”———在某个个案中出现某( 些) 有意义的范畴或术语时，就开始在其他个案中搜寻相同的现象，并将其概念化;( 2) “合并分类及其特性”———在此，研究者开始注意概念之间的联系，研究该概念的关联现象或影响因素; ( 3) “划定理论的界限”———随着概念之间关系模式的清晰化，研究者可以忽视最初关注的但又和研究显然不相关的概念，便于减少范畴类型，并使理论本身变得简练; ( 4) “组织理论”———最后，研究者必须将他的发现变成文字，和他人分享。[4]事实上，许多新理论或观点的提出往往都是以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为基础的; 不少公共管理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近似扎根式案例研究归纳出来的。譬如，GarrettHardin( 1968) 教授提出的公用地悲剧理论，以及三十年之后，Michael Heller( 1998) 教授提出的反公用地悲剧理论，都是基于大量实例的扎根式研究而提出来的，尽管二人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并非典型的案例研究。
与扎根理论方法不同，Michael Burawoy 及其同事提出了另一种旨在理论批判和创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拓展式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这种案例研究定位于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改现有理论。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纯粹问题导向型个案研究———只寻求对个案本身的理解和问题的解决，无意于将个案研究中的发现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 也不同于扎根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带预设地进入研究场景。相反，Burawoy主张研究者在进入个案研究之前要事先熟悉相关的研究文献。拓展式个案方法的核心目的既不是要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框架，也不是证明或驳斥既有理论，而是要重建、发展理论。它旨在寻找和观察与既有理论相冲突的方式和他所谓的“理论缺口和缄默”。[5]以理论批判和创新为目的的个案研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现实存在的个案证明既有理论解释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并重新提出分析视角、理论解释甚至新的理论框架。这一价值的确立，需要较为严格地满足规范化的研究的前述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可以适当放宽为某特定类型问题上的外部有效性; 任何一个标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招致批判甚至否定。
研究实践中，还有一类特殊的问题驱动式案例研究———理论应用式问题驱动研究。此类研究旨在应用某一个或多个理论，描述和解释案例现象，甚至提出解决对策。譬如竺乾威教授的近作采用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政策执行理论，尤其是模糊- 冲突模型中的政治性执行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2011 年“拉闸限电”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度剖析。一般而言，此类案例研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研究者首次选择了对个案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充分解释力的，或者是与以往解释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此所谓理论视角的创新。如果已有研究者运用类似的理论对同类现象进行过分析，则此类研究将无甚新意。
除了上述三类案例研究动机以外，还有一类准理论驱动式的案例研究，姑且称之为理论对话式案例研究。这类案例研究的特点是： 它既不是问题驱动式的，也不是为了验证理论、应用理论或是创新理论，而仅仅是展示对特定个案现象各种理论之间的争议。研究者通过对个案现象多维度的展示，并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把各种相关理论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争议焦点，以展现各种观点对同一个案现象的不同解释，或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和观点。
这类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理论观念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理论观点的非充分性及其与相关理论观点的分歧，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学习者了解问题的多面性和理论的多样性。譬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 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一书的撰稿者们通过对堕胎、扶持措施( affirmativeact) 、死刑、同性恋者的权利、枪械管制等个案问题的讨论，展示了美国社会调节政策中的道德冲突; 《行政伦理两难深度案例分析》一书则通过12 个案例研究展示了中国社会对一些公共管理问题的理论对话。
三、研究构思和主体框架。
案例研究的框架构思应该服务于研究主旨和目的; 不同的研究主旨要求不同的思路框架。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三大类： ( 探索) 描述、解释和对策( 规范) ，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或不同的任务组合。有学者根据研究目标/任务，将案例研究分为三种： ( 1) 探究型案例研究： 尝试对事物的新洞察，或尝试用新的观点去评价现象，它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 新) 理论; ( 2)描述型案例研究： 主要是对人、事物或情景的概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或提供图景; ( 3) 解释型案例研究： 适于对相关性或因果性的问题进行考察，它侧重于理论检验; ( 4) 评价型案例研究： 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6]罗伯特·殷根据案例研究的目的概括出案例研究的六种写作框架：
( 1) 线性分析式结构。这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 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如何收集和分析案例资料) ，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适用于阐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
( 2) 比较式结构。它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阿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着名案例研究。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而非简单的、全面的重复。
( 3) 时间顺序结构，即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写作时需注意各个阶段的详略和匀称性问题。
( 4) 理论建构式结构。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这种结构适用于阐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到理论建构： 阐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 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 5) 悬念式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这种案例研究写作把“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引人入胜的主要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阐释方法。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
( 6) 无序( 混合) 结构。其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 调整章节顺序，不会降低价值。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而且常见于一些案例分析集。[7]由于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纯粹描述的案例研究( 仅对案例资料情状和问题进行描述)很少，只有现象描述和成因解释的案例研究也比较少，大多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兼具上述三项任务。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的必备“附件”包括“引论”、“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其常用主体框架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1) “现状- 问题- 成因- 对策”。这种结构属于罗伯特·殷所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章节安排的一般顺序为“现状描述→问题分析→成因解释→对策讨论”。它主要适用于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尽管有些“八股文”的色彩，但却比较容易把握和应用。一般来说，案例材料必须贯穿这一主体框架的始终。
( 2) “理论基础- 案情介绍- 理论分析- 对策或结论”。
这种主体结构常见于问题驱动倾向明显的理论应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在众多相关的理论中，寻求最具针对性、最有解释力、比较有新意的理论( 视角) 是这种研究的难点。
( 3) 旨在理论批判与创新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的常见主体框架有二： ①“案例介绍- 既有理论分析及其不足甚至错误- 提出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 新理论的应用前景或价值”; ②“案例介绍- 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预设- 比较新旧理论观点及其对案例的解释- 新理论( 观点) 的应用前景或价值”。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要能根据案例实情指出既有理论存在的不足甚至错误，并透过案例材料提出新的、较之既有理论更具竞争力的理论。
( 4) “案例介绍- 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交锋- 理论困境或出路”。这种框架比较适合于理论对话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构建理论对话平台，为案例所涉的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表达机会，并尽自己的知识所能为各种观点提供与案例相关的支撑性论据，以使它们能够充分地对话。
四、研究方法与注意事项。
所谓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如何获取和分析处理研究所需资料的手段与工具。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除了其质性特征以外，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只要能够有效并可信地获取个案所需资料，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一手和二手数据的获取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都可用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因无专用的特殊研究方法，就不多谈了。以下主要针对初习者经常出现的不当做法，概括性地提几点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写作中的注意事项。
首先是关于案例素材的处理与篇章安排。尽管案例研究强调“原汁原味”地呈现个案情况，但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资料全部写进论文。尽管对于个案素材到底应该占论文的多少篇幅没有硬性规定，但出于论文结构的匀称性、为了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来讲，整块式的个案素材描述不应超过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四或五分之一比较合适。特别要提醒的是，案例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只有极个别的情况允许虚构，否则，将招致严重的规范性批评。另外，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可以专辟一章或一节介绍案例情况( 不宜放在文章最后) ，也可化整为零掺入论文各部分，但原则上要求文章的主要部分或大多数内容中都有个案的参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既基于案例又不完全拘泥于案例。这方面不妥的做法有二：
( 1) 脱离案例搞案例研究———专辟章节介绍完个案情况之后，文中再也找不到案例的踪影; ( 2) 拘泥于案例———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案例情况的介绍。
其次是个案式( idiographic) 研究与通则式( nomothetic)研究间关系的处理。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情状的描述，还是其成因的解释，抑或是管理对策分析，无疑都具有浓厚的个案性色彩。然而，大多数公共管理案例研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取向，即超越个案、服务于“类”的甚至更一般的情况，但这样做时又可能被受到外部有效性的质疑。对此，我们建议：
( 1) 对于纯粹问题驱动式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研究者首先必须清楚对象案例的普遍性程度，如果案例情况较之于“类”现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属于后者的典型实例的话，研究的目的可以有较强的通则性取向———文中可以适当程度地强调个案分析中描述的问题、分析的原因、提出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个案的特殊性、特色性非常强，那么，案例研究应重在个案式研究，即旨在对个案情形或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描述、解释。至少不应该强调其普遍性———最多只可以做些引申性的思考，否则，将招致外部性有效性的批判。
( 2) 就对话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因其旨在构建一个对话平台、使那些具有“类”解释意图的理论交锋，个案只是一个“托”，因此基本上不存在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 3) 对于纯粹旨在理论批判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而言，这方面应重点注意个案分析与靶子理论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即所研究的个案是否属于要批判的靶子理论解释范围。与此类似，理论应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也必须注意所选用的理论( 视角) 与靶子案例之间的关联性，换句话说，所选用的通则式理论必须对所分析的个案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
( 4) 旨在提出新的理论预设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一方面要充分注意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还应阐释新理论的解释范围与边界———即使个案研究充分支持创新理论，但它也仅是个案，因此，需要做些补充说明或反身性界定。
第三，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初习者切记避免理论基础与案例研究脱节，出现“理论”与“个案”两张皮的现象。逻辑上讲，理论对于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1) 选择要研究的案例，无论对于单案例设计，还是多案例设计; ( 2) 当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界定探究的对象; 当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时，定义什么是完整适当的描述; 当进行解释性案例研究时，提出竞争性的理论; ( 3) 将结论推广到其他案例。此外，理论对于建构案例分析框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是纯粹问题驱动式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确实也应有“理论”。然而，若是所用理论与案例分析脱节、“两张皮”，或者，“理论基础”或“理论视角”仅是文中的一种摆设，在案例研究的主体部分根本找不到理论的踪影，那么，还不如没有“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写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1) 案例选题和研究成果必须要有价值( 详见前述) ; ( 2)案例必须“完整”( 注意案例的边界，案例证据材料要充分) ; ( 3) 应当考虑不同的观点，用案例现实或自己提出的观点与既有的相关理论对话; ( 4) 案例讨论必须具有充要的依据( 应客观地陈述出来; 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 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 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 ;( 4)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吸引读者不断阅读下去) ; ( 5) 必须具有恰当的篇章结构( 详见前述) 。
总之，为了做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我们不仅要全面深入了解个案情况，而且要精心选题立意; 不仅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而且要精心构思主体框架; 不仅要注意对案例素材的处理，而且要妥善处理好个案式研究与通则式研究之间的关系。●行[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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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期末论文篇二
《 试论建设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公共安全服务方式转变 》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 公共安全服务 公民
论文摘要：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公共安全服务方式也要随之转变和优化。理论结合实际分析可知，这种转变和优化应当为公共安全服务的主体应当由一元转化为多元，将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制度化，公共安全服务要向长效方向优化，要完善公共安全服务的公开、透明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公共安全服务方式也要随之不断转变和优化。本文将拟对这种转变进行分析，以期对实战部门有所裨益。
一、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本质及特征
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明确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在实践中就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服务型政府：从概念到制度设计》一书中阐述的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是非常正确的，即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重点强调权力的来源和归宿是人民，并且基于政府的公仆身份进行运作，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政府体制。豍由此可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必然结果。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就是社会本位、民本位。竖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公仆身份的确认，并把政府的服务性贯穿于政府行为始终，这也是服务型政府的最显着特征。在建设这样的政府过程中，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一类的公共安全服务的服务方式也在随之不断地转变，这种转变使公共安全服务不断优化，使其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对于这一点，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关理论角度分析公共安全服务方式转变
任何一项制度架构的建立都需要一系列的理论支持，服务型政府无论从政府理念还是制度设计都有其深厚的理论作支撑。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公共物品理论至关重要。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理论，它很好地回答了如何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问题，“公共服务”始终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和终极追求，致力于使公众更加容易获得公共服务，增强公共服务对公众需求的反应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特色。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价值的许诺、服务大众、授权和分享领导权、务实的渐进主义和献身公共服务”豏的关注，使其观点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从根本上触及了政府服务的内核，成为服务型政府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持。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况，丰因而，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着一些弊端。此理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关系密切。
以上理论要求对公共服务方式进行变革。公共安全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个类别，它的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运用公共物品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可知，公共安全服务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即(1)同时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的纯私人物品,如私人保镖服务等;(2)具有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俱乐部物品,如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服务、娱乐业安全服务等;(3)具有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的公共池塘资源物品,如居民社区和单位内部安全服务等;(4)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纯公共物品,如警察刑事侦查活动和治安行政执法行为等。豑这四类中，除了纯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即公安机关提供之外，其他的均可由其他社会单元提供。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即公共安全服务全部由政府提供与只有其中的纯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剩余的由其他社会单元提供这两种公共安全服务提供方式那个更科学、合理、有效。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公众的公共安全需求为导向，认为如果所有的公共安全服务均由政府来提供，政府的可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充足的人力财力物力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安全服务。例如当前国内的警力不足问题。并且这种情形还会使政府权力扩张，效率低下等问题。
相反，如果政府将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权下放，使其他社会单元提供其中的纯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物品，不仅会节约政府开支，缓解政府资源紧张的压力，还在允许甚至鼓励其他社会单元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引入了竞争机制，促进公共安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要与公民之间建立诚信关系，主张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的决策使决策体现公民的公共需求，公民对公共安全服务进行监督以提高其质量和效率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关的理论视角下公共安全服务的主体应当有政府一元转变成由政府和其他社会单元组成的多元;应当使公民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服务的决策、监督、绩效考核等环节中去，以充分表达他们的公共安全需求，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诚信关系，促进公共安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但是，理论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仅仅从理论角度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方式转变进行分析远远不够，还要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策略角度进行分析。
三、理论结合实际，公共安全服务方式转变分析
要想回答公共安全服务方式应当如何转变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期。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作用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的需求也在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们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旧的价值体系的不断解体的过程中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使得在利益的诱引下，社会规则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社会越轨和失范行为频频发生。
从我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上文提到的相关理论。笔者认为，公共安全服务方式应当有以下转变。
(一)公共安全服务的主体应当由一元转化为多元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规则权威受到挑战，社会越轨和社会失范行为会频频发生，这使得公共安全需要增加，并且由于当前社会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各个阶层的公共安全需要也有所不同。面对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的公共安全需求，政府由于资源有限及其他一些原因不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论证指出，服务型政府是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要满足公共需求。这就要求政府将相应的公共安全服务提供权下放，使企业和其他社会单元也能够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如果政府与某些其他社会单元都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即使提供的种类不同也引入了竞争机制，这种竞争存在于政府和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其他社会单元之间，也存在于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社会单元之间，促使公共安全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政府不将相应的公共安全服务提供权下放，在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利益的作用下，一些社会机构会在“地下”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如私人侦探业和私人保镖业。它们在“地下”运作，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这反而使公共安全收到威胁甚至破坏。
(二)将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制度化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社会本位和人本位。新公共服务理论论证指出，公民只有参与到公共安全服务的决策、运行和监督中，才能真正通过决策表达其公共安全需求。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一阶段，公民的公共安全需求会不断增加，公民只有参与公共安全服务的决策才能使其公共安全需求充分的体现在决策中。此外，在这一阶段，社会秩序面临严重的危机，尤其是社会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规则本身应有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无视规则，亵渎、曲解甚至自立规则的现象随处可见。豒所以，即使公共安全服务的决策中充分体现了公民的公共安全需要，公共安全服务的主体是否会保质保量地提供公共安全服务还具有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公民的监督。所以，要将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制度化。
(三)公共安全服务要向长效方向优化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威胁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像“严打”这样的公共安全服务手段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消除某些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但之后这些问题还会卷土重来。不能长期维持社会治安的良好状态，所以，公共安全服务要向长效方向优化。
(四)完善公共安全服务的公开、透明制度
在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中尤其重要。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的社会有越轨和社会失范频频发生。在私利性的作用下，提供公共物品的主体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条件下往往损害公共物品的质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公共安全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也是如此。而公开、透明的制度为公民有效监督公共安全服务创造了条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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