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
【摘要】：本文以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无锡地区国有企业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特点比较，提出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分类调整的原则、思路、措施和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析。
【关键词】：资本结构理论、国企资本结构现状成因、优化调整策略、结构调整意义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开始，已有20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扭亏脱困和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等若干阶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些决定使伴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进行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那么，何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 如何进行资本结构优化调整? 本文拟就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进行适用性分析，以期寻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策略和途径。
一、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及给我们的启示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这一比例关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最优资本结构问题的理论
(一) 资本结构理论及其比较
1、MM理论。1958年，莫迪格莱尼和米勒提出了著名的MM理论。MM理论认为，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任何企业的价值，不论其有无负债，都等于经营利润除以适用于其风险等级的报酬率。有负债企业要依据按负债程度而定的风险报酬率，权益成本会随着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这样，增加负债所带来的利益会被上涨的权益成本所抵消，因此，风险相同的企业，其价值不受有无负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但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税额庇护利益，企业价值会随负债程度的提高而增加，股东也可获得更多好处，于是，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也会越大。
2、权衡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制约企业无限追求免税优惠或负债最大值的关键因素是由于债务上升而形成的企业风险和费用。企业债务增加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也增加，随着企业债务增加而提高的风险和各种费用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因此，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当是在负债价值最大化和债务上升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之间的平衡，故被称为权衡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对MM理论的再修正，该理论认为，当负债程度较低时，不会产生债务危机成本，于是，企业价值因税额庇护利益的存在会随负债水平的上升而增加，当负债达到一定界限时，负债税额庇护利益开始为财务危机成本所抵消，当边际负债税额庇护利益等于边际财务危机成本时，企业价值最大，资本结构最优，若企业继续追加负债，企业价值会因财务危机成本大于负债税额庇护利益而下降，负债越多，企业价值下降越快。
3、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学说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比如说，当经营者不作为内部股东而作为代理人时，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负担而努力的收益却归于他人，其在职消费的好处由自己享有而消费成本却由他人负责，这时，他可能偷懒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满足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该理论认为，债权融资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并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但是，负债融资可能导致另一种代理成本，即企业接受债权人监督而产生的成本，这种债权的代理成本也得由经营者来承担，从而举债比例上升导致举债成本上升。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由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可知，片面地增加或减少负债都不利于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只有在负债、权益资本保持恰当比例时，才能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
(二) 资本结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企业存在最佳资本结构这一财务命题，而且认为客观上存在着资本结构的最优组合，这使我们对资本结构有了以下几点明确的认识：
1、负债筹资是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在企业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由于债务资金的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支付，而且债权人比投资者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要求的报酬率较低，因此，债务资金的成本通常是最低的，当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负债筹资可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公司收益。
2、成本最低的筹资方式，未必是最佳筹资方式。由于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作用影响，过度负债会抵消减税增加的收益，因为随着负债比重的增加，企业利息费用在增加，企业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在加大，这时无论是企业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会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即要求提高资金报酬率，从而使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大大提高。
3、最优资本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虽然低于其它筹资方式，但不能用单项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当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时的负债水平才是较为合理的，因此，资本结构在客观上存在最优组合，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要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其趋于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方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这一目标。
(三) 最优资本结构的评判标准
企业的不同资金来源组合配置产生不同的资本结构，并导致不同的资金成本、利益冲突以及财务风险，进而影响到企业的价值。如何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行为使企业的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形成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何为最优资本结构? 其评判标准又应当如何把握呢? 从理论上讲，任何企业都应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研究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如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就是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这一标准似乎已成为包括我国企业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普遍接受的标准。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其资本结构是在长期没有自主财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缺乏在资本结构理论指导下改善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能完全照搬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最优标准，而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在研究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最优资本结构的评判标准。
1、从企业的经营目标来看，任何企业的经营目标都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设计应为利润最大化目标服务，如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相统一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产权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还不发达，产权交易价格和股票交易价格与企业利润的变化方向往往并不统一，有时甚至会出现背道而驰的情况，所以，企业市场价值的大小与其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并不必然正相关。
2、从企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为获取投资收益的最大化，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是使其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以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作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则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与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是相统一，但在以两权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并不一致，企业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过分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通过购并所带来的企业规模的扩张与股票价格的攀升，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经营利益，但在购并之后，由于购并双方在经营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经营风险会急剧上升，企业的投资者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由于投资者和经营者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客观存在，投资者不能把握经营者决策的真实目的，因此，投资者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用某种直观的标准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标准就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投资者投资收益也不必然正相关。
3、从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来看，由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是由股票和债券的市场价值组成的，要使其作为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必然要求它们的市场价值可测量，但由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绝大多数企业的市场价值很难正确测定，因此，将企业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价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并不能完全成为评判企业资本结构优劣的唯一标准，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应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相统一为标准，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的普遍存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统一，企业经营者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润分配方案，使得企业即使达到了利润最大化，投资者也无法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监督尚不到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证券市场都不完善的情况下，经营者在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上拥有过大的权力，给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阶段，宜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投资收益最大化双重标准的统一作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标准。
二、无锡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结构现状的比较分析
(一)现状和比较分析
无锡市的国有企业历史悠久，产业门类齐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无锡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近几年来，无锡市的国有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逐步理顺职工劳动关系，基本形成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职工就业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保障体系社会化的新格局。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化程度日趋提高的形势下，随着外资企业、个私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无锡市的国有经济比重有所下降，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有资本严重不足，负债比例过高，债务结构不当以及不良债务的大量存在，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大企业大集团的培育发展。
2003年无锡市100家优秀企业资本结构情况对比表(单位: %)
项 目
经济类型 企业
比重 资产负债率 流动负债
占总负债比率 第一大股东
股权比重 总资产报酬率
合计平均 100.0 58.8 54.6 40.6 5.2
其中:国有企业 28.0 69.9 78.5 45.5 3.6
集体企业 12.0 45.4 68.6 36.2 6.8
合资企业 19.0 57.8 43.4 32.3 6.4
民私企业 25.0 50.8 45.6 43.6 12.6
外资企业 16.0 38.9 49.5 33.9 15.4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无锡地区国有企业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特点，其主要特征有:
1、资产负债率偏高。虽然资产负债率的高低没有任何公认的国际标准可言，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对负债率选择的标准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实施负债经营的企业来看，负债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过渡负债经营就会产生财务风险，当企业无法实现财务杠杆收益，资金使用效益与利息倒挂时，高负债率即成为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2、负债结构不合理, 流动负债过多，长期负债较少。从负债的构成来看，只有长期负债才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如果流动负债在企业负债中占较大的比重，企业的资本结构看似合理实则有较大的财务隐患，因为短期负债的偿债风险要高于长期负债，对企业的生存威胁更大。
3、权益资本结构不合理, 投资主体多元化程度低, 国有资本集中度高。企业股权结构的集中或分散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企业股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会增加治理成本，而股权的过度分散便会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一股独大”特征，会弱化公司治理的约束能力，国有企业业绩较差，治理效率不佳，与国有股权比重过高呈正相关关系。
(二) 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的成因
1、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造成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的原因反映在两个方面，即资本金的先天投入不足和后天补充无路。自实行“拨改贷”政策以来，国家以财拨款形式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投入已近于取消，企业只能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对银行的高额负债。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利润分配上过多考虑财政收入，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虽然逐步加大了企业留利比例，但积累仍显不足，在资本金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企业要扩大再生产，也只能靠负债经营。
2、从企业自身行为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吃惯了财政和银行的大锅饭，缺乏资本结构意识，在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前，定额流动资金部分基本上由财政拨款供给，以后又单纯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由于经营机制没有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企业由原来吃财政的大锅饭变为吃银行的大锅饭，加剧了企业的负债经营，风险集中转移给了银行。一些企业对贷款投资的项目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投资效益差，致使长期不能还本付息，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3、从社会原因来看，金融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以及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等经济环境的综合作用也是造成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
(三) 现有资本结构违背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相统一的标准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是由其开办目的、管理制度和投融资体制上的特点所决定的。从开办目的来看，国有企业虽然也有盈利性要求，但往往不是唯一目的，有些国有企业在开办之初就担负着调控国家经济和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及长远发展规划的使命，对于有些重要行业和产品，明知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盈利，也需要由国家来投资开办，在有些历史阶段，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供福利产品等社会责任，盈利性目标没有成为国有企业开办的首要目的也就不会产生优化资本结构的内在动力。从管理制度上看，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同一性，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经营者的职位往往是行政职务，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不负有直接的经济责任，也不需要为了实现产权的流动而谋求企业市场价值的最大化，使投资者获取必要的投资回报。从投融资体制上看，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长期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短期资本均由财政或银行提供，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资本成本，也不需要通过研究资本结构问题理性选择最优资本结构。正如前例中反映的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在数据对比上的差异一样，国有企业的不以盈利性为开办目的，不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为投资者目标，以及扭曲的投融资体制等均造成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性，实际经营中的资本结构选择也违背了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相统一的标准。
三、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的策略思考
(一) 优化资本结构应遵循的原则
综合现代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和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在确定最优资本结构时，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遵循以下原则：
1、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嫌得利润，良好的资本结构不仅不应阻碍企业的生存，而且还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所确定的资本结构首先应满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当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此时，企业为了能筹集到资金，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承担较高的资本成本，但企业又不能仅为了保持资本成本小而放弃良好的发展规划，所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便成为确定资本结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企业在优化资本结构时，还必须注意确保企业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为防止因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而破产，必须重视债务资本比重，保证有足够的权益资本作后盾，同时，还应科学地确定债务结构，合理安排债务期限，以免因到期日集中而加大企业偿债压力。
2、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必须实现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并构造出既有利于合理制衡又有利于科学决策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改善所有权不合理导致的治理结构虚化和治理机制失效问题，通过弱化政府的支配权，来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支配权“越位”问题，通过有效地监督与制衡经营者，来消除“内部人控制”现象。
3、有利于提高资本收益率。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所有者收益，提高资本收益率，因此，企业在筹资时，尤其是举债时，应以盈利为出发点，力求调整资本结构，使负债经营所获收益尽可能多地超过负债经营成本，进而提高所有者投人的资本收益率，对国有企业而言，则是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率，也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4、注重弹性，有利于资本结构的再调整。企业的盈利水平、经营管理状况、资产结构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资本结构的确定。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资本结构也理应作出适当的调整。可见，资本结构是一种动态组合，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在作筹资决策时，应选择一些弹性较大的筹资方案，给资本结构的再调整留有余地。
(二)优化资本结构的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
在进行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如现有资本结构弹性较好，有增加或减少投资的机会，企业有一定的盈利能力，有债务重组的可能等。还必须综合分析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各项因素，如资本成本、财务风险、经营风险、贷款人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态度、企业的成长性、获利能力、企业资产债务结构和行业因素等。
(三)资本结构调整的思路
1、与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相结合。在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按照产业发展政策进行增量投入不会对资本结构的改善有积极作用，甚至会加重原有结构的扭曲，以财政注资方式用于扩大所有者权益的资金有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为此，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在组织形态方面，应将国有独资企业比重降至最低，改组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产权多元化。同时，应采取多种方式，科学设计企业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设计股权结构并不是要有意压低或减少国有资本，恰恰相反，应该通过审计、资产评估等手段，科学核实和估算国有资本，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2、存量调整和增量注入相结合。存量调整，即在不改变现有资产规模的基础上，根据目标资本结构的要求，对现有资本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增量调整，即通过追加筹资量，以增加总资产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有时还需要进行减量调整，即通过减少资产总额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
3、资本结构的改善与财务管理活动相结合。企业资本结构的改善必须有利于财务杠杆利益的提高。企业应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加速资金周转，降低产品成本，改进产品质量等措施，促进盈利能力的增长，并将各类负债的加权平均利率作为投资利润率的最低控制线，以防止发生负的财务杠杆利益。企业还应通过比较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条件和各种举债方式的特点，选择适合本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利息成本较低的负债资金。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还本付息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借款实际利率，根据企业资产配置的要求，优化借款结构，在不增加筹资风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短期贷款。
(四)资本结构分类调整的措施和途径
就整体情况而言，目前国有企业失衡的资本结构已极大地制约了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采取何种策略理顺企业的资本结构，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对此，笔者通过总结无锡地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认为，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存在万全之策，任何可行的策略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要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在资本结构上的弊端，必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即按照国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将企业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别使用不同的资本结构治理手段，实行分类治理和调整：
第一类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行业和对地方财政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大集团。为了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应由国家财政直接注入增量资本增加企业净现金流量，迅速地改变企业不合理的资产结构，扭转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这些是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所无法实现的。所需资金可由第二类国有企业的退出资本来提供，作为该类企业的追加资本，不会对国家财政形成太大的压力。
第二类为竞争性行业中的优势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发展前途，但采用直接注入资本的方式将会使国有股比重增大，因此选择存量资本调整的治理方式是必然的选择，但凡通过企业改制、重组、兼并，以及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无效资产，实行不良债务重组等手段，都可以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第三类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属于竞争性行业中的中小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化竞争，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大部分都已陷入极度的财务困境，资金周转不灵，有的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再加上低下的信用等级和单一的筹资渠道局限，要扭转目前的财务困境绝非易事。对于该类企业，由财政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存量资本结构治理也已失去了运作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采用出售、关闭、破产清算等多种形式退出市场，卸下债务包袱是唯一的选择。
四、国有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对资本市场和企业自身的意义以及若干难点问题
调整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势必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和作用。资本市场对已经进入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的变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轨范的公司制改革，资本市场获得了产权清晰、资本结构优化、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的企业资源，为资本市场的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开放的、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加企业投资主体提供了可能，从而为国有资本的进一步流动和优化配置奠定了基础。资本结构调整对企业自身的意义则更加重大:
第一，可以大力推动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促使其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投资主体多元化将不同产权性质的资本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体制有效地结合，使企业面对市场展开公平竞争，并通过各类资本的流动与重组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增值。
第二，可以有效地改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在引入新的投资时，也就引进了新的股东，多元化的股东结构比国有独资形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可以更好地发挥制衡和监督作用。
第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必须定期接受外部审计，按照规则向股东公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数据，这样不仅有利于其他股东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而且有利于国有股东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经营效果。
第四，有利于通过“股权”问题的解决进而解决“债权”问题。股权与债权似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通过直接融资而扩大自有资本金比重，会相应降低负债比重，所引起的只是资产结构上的变化。然而，在这种结构变化的后面，主角是行使股权的股东，由负债筹措到的资金是由股东及其选定的经营者使用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债务问题，主要不是负债率本身的高或低，而是现有的股东及其经营者对负债资金缺少使用上的责任心。所以，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要改变企业股东及其经营者的行为，否则，减下来的债还会增上去。
此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但将使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多元化步伐大大加快，也将会使更多的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这对于企业做大做强非常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各种不同类型出资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可以实现多赢的局面。
在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若干难点问题，如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投资制体，实现国有资产的有序流动和有效监管;如何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如何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如何发挥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为合理配置国有企业资源提供平台等，均为今后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戴文标，任熹真：《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标推探析》，经济学家，200l，4。
2、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3、黄胜平：《无锡竞争优势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4、胡援成：《国有企业“债转股”与资本结构优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