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婚姻与爱情
婚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那是欲望。人类的欲望与生俱来，无穷无尽，那么怎么办，不停的去离婚?肯定不行。今天学习啦小编分享《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婚姻与爱情，欢迎阅读。
《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婚姻与爱情
古代有位美女，嫁给了一个矮矬穷，她整天站在窗边以泪洗面。终于有一天，她与从楼下经过的一个高富帅一见钟情。她认为这才是她的爱情，她要摆脱旧的婚姻的枷锁，于是她一狠心，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如果此事发生在今天她大可不必死，她只需找我帮她打一个离婚诉讼即可，武大郎也不用死了，兴许他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分手费。潘金莲为什么要杀死武大郎，因为她认为她和武大郎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而她和武大郎之间的婚姻成了她追求新的爱情的绊脚石.
30多年前，我削尖了脑袋考入北大，研究法律，研究哲学，但至今我一直解不开一个谜。 那就是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婚姻又是个什么西西，而这个东东和西西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南南北北的关系?
我的人生经历和我的直觉告诉我，爱情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种信仰，一种向往，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信则有，不信则无。什么海枯石烂，什么白头到老，那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浪漫情怀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欺欺人。正所谓秀恩爱死得快，古往今来多少钻石爱情，到头来都变成一盆狗血，一地鸡毛。有时夫妻之间，爱与不爱的转换速度之快，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那婚姻是什么，婚姻其实就是一种契约。谈恋爱说穿了就像是合同谈判，初吻是一种合作的意向，交换定情物更像是一种合同定金，结婚登记其实就是合同签订，入洞房就是合同的旅行，离婚那是合同的解除。
婚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那是欲望。人类的欲望与生俱来，无穷无尽，那么怎么办，不停的去离婚?肯定不行。因此我们必须需要一个东西，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控制我们的欲望。那这个东西，就是诚信和契约精神。其实婚姻很简单，婚姻就是喂马劈柴，就是关心粮食和蔬菜，就是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其实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温馨的真实的婚姻的画面。海子是疯癫的，他捧着两本书《圣经》和《瓦尔登湖》到长城的起点去寻找爱情。而海子又是幸福的，当他的身躯躺在长城起点的这篇土地上，当他的头颅枕在那冰冷的铁轨上的那一刻，我相信海子，他找到了爱情。
《超级演说家第一季》黄小山的演讲稿：垃圾启示录
黄小山，一位已过知命之年的环保人士，绿房子的创始人，198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2009年的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场的抗争成了他事业的转折点，正如他自己调侃的：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陷进了环保事业。为寻求垃圾围城出路，他奔波于政府、媒体、环保组织、垃圾专家和相关废弃物处理企业，参观和考察日本垃圾焚烧厂。他于2011年9月成立了北京绿诗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推动“绿房子”环保项目中，致力于垃圾分类与循环利用。可谓为中国环保的先驱者。
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2011年，他自己投钱，在居住的小区建起了一个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名为“绿房子”;两年后，他作为年龄最大的选手，站在了热门真人秀《超级演说家》的舞台上，作了题为《垃圾启示录》的开场演讲;
2015年4月，他来到了新闻专题节目《东方直播室》，讲述“与垃圾共舞的日子”。
他叫黄小山，曾是一位从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律师。自从和“垃圾”打上交道，他迅速成为了国内有名的垃圾环保人士。
黄小山的经历着实有意思。2009年，昌平欲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住所就在附近的他自然地加入了反对者的队伍，还成为了“领军者”。2010年，他受邀去日本考察，此后，便开始研究欧美各国垃圾处理的模式和技术。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垃圾不是不能烧，关键在于怎么烧。2011年，他自掏腰包，激情四溢地开始帮助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
四年时间过去了，再次面对记者的黄小山说起自己的绿房子时，却难掩无奈之情。
记者：为什么从反对垃圾焚烧到自己出钱分类垃圾?
黄小山：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他们焚烧炉里的东西，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中，水占了1/3。这是因为，中国家庭产生的垃圾中多半是厨余垃圾，菜叶、瓜果皮、剩菜剩饭中的水分含量很高。而这些水分到了垃圾填埋场或者焚烧厂，会变成危害极大的渗沥液。因为渗沥液量大、浓度高，使得垃圾除潮不充分，不但燃烧效率低，也不利于污染物的分解。所以，这就涉及到垃圾的分类问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老百姓不愿意分类，那么我就在小区建一个居民投放垃圾后的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帮助他们分类。然后，再由市政将分类垃圾分类收走。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将干湿垃圾分开，并把湿垃圾在垃圾处理的前端进行最大限度的脱水处理，那么不但能保证垃圾燃烧的热值，还能节约运输、转运渗沥液的处理成本。
记者：绿房子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黄小山：通过一年的试点，我们采集了一些数据，验证了一些最初设想的功效。但同时，确实也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老百姓对于小区环境的情绪非常敏感。只要垃圾二次分类处理平台建在小区，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污染，包括臭味、污水处理的问题。因此，老百姓会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我们在小区里折腾那些垃圾。这就与我们最初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出入。所以，目前我们也在思考能被居民广泛接受的方案。
除此之外，绿房子的运营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靠政府、社会一时的支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商业模式，才可能大面积推广。这个模式，目前仍在探索中。
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黄小山：是难以撼动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公共意识。
我之所以建绿房子，是觉得不能寄希望于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个觉悟能给垃圾分类。但现在我才知道，没有老百姓自觉、自主地进行垃圾分类，多少绿房子都无济于事。
这些年来，我公关政府，始终信心百倍，事实上，他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因此，垃圾分类真的不是一个政策、法律或者技术问题。
政府的工作是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老百姓的分类投放。日本、韩国、欧美国家的垃圾分类都是如此。
有人质疑小区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无人管理、监督。可试想，难道每个小区还要配备垃圾警察，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吗?到时候成为世界之最，岂不又是一个笑话。
随地吐痰、乱闯红灯有监督、有处罚，那么多年，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垃圾分类问题的本质跟它们是一样的。
记者：这些年与垃圾打交道，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黄小山：最初我反对垃圾焚烧，后来做起垃圾分类，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传教士”，借助各种平台，告诉老百姓，不要总抱怨，垃圾分类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被忽视。生活垃圾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所产生的，那么分类首先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你会注意到，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干净、整洁的，但这仅限于在自己家里。一旦出了家门，环境就与我无关。
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一定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一视同仁的。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所以我现在常说，垃圾分类在中国之所以从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民素养的问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的回归，没有合理的生活习惯和公共意识的养成，垃圾分类问题，不可能有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当年的信誓旦旦，变成了现在的无能为力。
可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有必要不断地去传达这些理念。就我个人而言，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