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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诉苦时,我希望听到你们说些什么

若木分享

  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往往只能将痛苦压在心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机缘巧合之故,我陪一位年长的先生,跟别人吃过许多次饭;也不知是否巧合,每次吃饭,他都会申述这一段:

  “我小时候,在某某乡村长大,家里很苦啊(此处描述里,加一些细节,感官印象鲜明生动,对桌的人都停箸不食,面露不忍之色);后来还生了什么什么病,平时不发作,发作起来要人性命;后来工作了也不容易(此处加一些惨淡的故事,对痛楚的描写格外逼真,对桌的人把筷子直接放下来了)……现在呢,终于闯出来啦!”

  ——每次听这位先生诉完苦,没那么多苦可诉的客人们都深感过意不去,纷纷安慰,而诉苦的那位先生便满面沉郁坚强加泰然,满面“都熬过来了”的半自豪状。仿佛孙权数周泰身上的疤痕,每道疤痕让他饮一杯酒。这些苦难成了他的勋章,于是大家便竖起耳朵,听他情不自禁的念叨:

  “我是看透了,人生啊,就是得如何如何(此处添加一些用口语描述的成功学秘诀)……”大家都侧耳倾听,哪怕有些人之前已经听过,也被迫在这苦难历程之前收心慑神,安静聆听。

  理所当然的,我以前,很是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中国古来文化里,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这种逻辑,其实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爷”。

  这个逻辑未必严密,但许多人说话时,不免抱持着这样的心理:

  “别看我们现在差不多,但我起点比你们低得多;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付出的努力比你们多得多=心志也更坚毅=见识也更宽广=对人生的体悟也更深,你们应该尊重我,就像低难度游戏玩家对高难度游戏玩家顶礼膜拜一样。我炫耀渲染的苦难越多,我游戏的难度就越大!”

  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在台面上,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所以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谁更惨。

  这种境况,自然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当“陈述苦难自数伤疤”在一个时代吃得开,而不是招人嘲弄,那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标准之一。

  但是“炫耀苦难自数伤疤”,另有一种不大妙的倾向。因为大多数陈述苦难者,到后来都难免落入这样一种叙事语境:我生于丛莽,是从苦难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所以我被迫信赖丛林法则,因为我过早经历了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东西如今,简直成了美国电影的俗套:一切有反社会人格的家伙,小时候一定吃苦受难,哪怕经济上宽裕,精神上也会倍受打击,所以总有借口。如是,少年的苦难,可以解释许多后来的行为,让人觉得许多事儿情有可原,反派也很值得悲悯……

  但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就有点危险。一旦将苦难发扬成为挡箭牌,比如“别看我做这些看去不厚道,我是苦出身”,仿佛受了苦难,人就有豁免权,可以不受道德指责似的。如果依此考虑,则大多数炫耀苦难的人,因为其最后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报偿和豁免权,于是其陈述苦难本身,似乎也带有目的性了。

  这种苦难陈述者,通常都带有骗子属性。

  但世上,还有另一种人。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

  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也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

  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的吸取赞许,来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资源,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我一个远房叔叔,远房到了不是过年就聚不到一起。半个世纪到四十年前那十年,他倒了些霉,后来每逢吃饭,也还会反复陈述:

  “其实那也不是很差劲,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大人们都会听着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甚至还会各自倾吐些各自的倒霉事。

  一开始,我觉得有些烦;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诸位长辈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宽慰甚至分享,就是他的自我疗伤。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所以,世上有两种苦难陈述者。前一种是骗子,反复陈述自己的苦难是为了获得道德制高点,而后一种则希望获得各类反馈,什么反馈都行。如果你表示“你吃的苦算什么,我也吃过”,他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如果你表示“确实太苦了,你真不容易”,他就获得自尊心的慰藉;如果你默默倾听,他也能够减少一些委屈。

  这里的悖论是:真正痛苦的、需要陈述的人,其实远比陈述痛苦的骗子们多;但因为骗子们更煽情、更动人,所以通常能感动人的是骗子。

  而更多口齿不灵便,只能默默将痛苦压在心底,十成里只能倾吐一成的,却遍布我们周围,可能就是我们的父辈,可能就是我们老去的邻居,但因为他们的羞涩或习惯,于是他们的痛苦甚难被发觉。你去问他们,很可能问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看见他们精神上疮痍满目的疤痕,胜过虚构的传说,但他们却会笑笑说,都过去了。因为在漫长的、对精神痛苦不加过问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这样的默默自愈和小范围内分享,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某种程度上,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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