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
在当代的众多名人中，各行各业的都有些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事例，那么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篇1：珍爱自己，远离作戏
作者:刘同
有一种孤独是真话只能对自己说，对别人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假话。
当主持人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能说假话，不能说假话……主持人说：“刘同先生，能谈谈你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吗?”
我看着主持人，全场观众看着我，我脑子里全是吐槽的内容，我把想说的话翻来覆去找了一遍，根本找不出一个好听的词语来。
我说：“电影里的歌曲非常好听，你看，我现在都能哼出来。”
主持人不依不饶：“那电影中呈现出来的感情，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触呢?”
这部电影的大概情节就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但没说出口。要命的是，两个人的暧昧程度令所有和他俩在一起的人都成了探照灯，一个始终装纯情，另一个一直装无知。
我说：“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你真的遇见一个好的另一半，别磨磨叽叽的，时不可待，不敢说出来的爱，还是因为不够爱。”
主持人接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公司负责电影宣传的同事狠狠地看着我说：“你说得实在太差了。”我嘻嘻一笑说：“我没说实话就不错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再困惑一个问题——要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才能显出自己的好。
记得还没毕业那会儿，凡是别人问我意见，我都会尽可能地找到对方的优点进行评述，对此还沾沾自喜过。后来，开始对事情有了自己的态度和分析。每次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说：“是这样的，我对这件事情有几个看法……”
我说得格外透彻、特别诚恳，把自己都感动了，心里想着：你看，除了我，谁还会那么在乎你啊!
某一次参加审片，看了其他栏目组的节目，我仔细记录了一整页的建议，列出了节目里的十大硬伤，以及造成这些硬伤的原因。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才说到第四点，对方节目的制片人已经满脸通红。为什么我那么认真地说出你想听到的答案，你反而不开心了呢?
其实每次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某种问题时，就会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轨道，让自己不要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当我意识到自己总是为了让对方开心而去说假话时，我就再也不能允许自己继续谄媚下去了。
有一年过年回家，我给家里的马桶买了一个智能加热坐垫，我妈偏不要。
我就努力说服她，说这个坐垫有什么什么作用，对你们会多么多么好。
我妈和我吵了两个小时，我脾气倔，我妈就只能用痛哭来表达她的愤怒。我妈一哭，我就傻了，赶紧说：“我说的一直是对的啊!我哪里说错了，你反驳我就是了，干吗要哭啊?”然后，我妈就说：“我管你道理对不对，你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当时我就蒙了。
道理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态度对了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妈在我成长之后，给我上的一堂极其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有时候，道理可以不用说得太明白，只要用正确且对方能接受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必然皆大欢喜。
小时候，因为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努力让自己看任何事物都有态度。后来慢慢成熟了，理解到即使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也不必一一说出来，你的态度有时无声胜有声。
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喋喋不休，一种是沉默不语。前者令人厌恶，后者令人敬畏。当你从喋喋不休地解释，到不再用语言去解释，基本上，你的未来不会在“解释”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你只会选择做给对方看。
我们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一个人处世的原则。
听到颠倒是非的事情，不必非得解释，只需要“呵呵”。
看到搬弄是非的人，只需要从有他的世界里消失。
冷漠和淡薄，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
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再细细回想过去那些令人觉得无助崩溃的时刻，多半会觉得那些事情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谈，你根本想不明白那时的自己怎么会那么纠结，浪费那么多时间。为了让多年后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点个赞，请珍爱自己，远离作戏。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篇2：周云蓬永远不听话
作者:柴静
1
我去采访周云蓬的时候，要进绍兴一个公园拍点外景。公园管理处的人看见我们的摄像机，连票都不卖了。穿蓝制服的大姐说：“公园今天维修。”我们说：“拍鸟，不拍人。”“那也不行。”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上火，要么低声下气求一下，老周站在边上，蔫蔫地问：“鸟也修吗?”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我们手忙脚乱拿了介绍信，请示她的上级，当他们确认了我们只是拍摄“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文化生活”后，放我们进去了，后面还有三五位很客气地跟着。
进了公园，周云蓬说：“领导是怕鸟有怨，一进门，孔雀跪一地。”
2
绍兴小街光净，桥上的青石头被磨得锃亮水滑，他和绿妖夹着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谁都快。走过木店，他闻着刨花香，停下脚，让我们买几个新鲜的木陀螺。绍兴雨多，开着电暖气，围着暗红的光搓手哈气，桌上几个橘子，剥皮后又凉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说：“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觉得北京像汤，是水和火的结合体，老在加热，在锅里，咕噜噜，老汤，一百年，很浓，“能解饿，但就是不新鲜”。熬到后来，除了金刚一样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汤料了。
他说：“我老爱在半生不熟的时候蹦出来溜达。”
他说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这个动机从他幼年开始，他妈带着他看眼睛，坐绿皮火车到处跑。“绝望是没有出路，一望一堵墙。不安是不知道看见什么，还有百分之五十。”
“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鲜的地方。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连鸡叫声都不一样，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就这么出出进进，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种水泥模式里。“不管是自强不息式的意义，还是流浪在路上的意义，要是被绑架了，其实都是在表演，哪怕这个词有多好听。”
“人嘛，害怕没拐杖。”我说。
“那也是一种绑架，我后来争取尽量不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地方。关键要看是不是诚实，如果内心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就别那样。”
3
他这种自我警觉性总是很强，用他的话说：“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写诗唱歌的人不问俗事，老周关心世俗，他写崔健与罗大佑，也是写自己。“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
我们在绍兴的小店里吃芋艿，25块钱要了四个菜、三碗黄酒，白米饭随便加。他说：“这要是在北京，饭店不是自己的房子，租金贵，老板肯定说，这还了得，为什么不用地沟油?”
他写的都是这类的感受，没有以世界名著爱好者和业余思想家自居，面对公共性问题也是从个人出发：“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或者伤害了你关心的人，你也觉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扩大了。”
不过他一边写社会新闻，一边自我责问，觉得这种限时的紧张要求不从容。每周一期的专栏，有的时评写的时候看得出有点急，有锻字炼句的痕迹。一觉得勉强，他就把专栏又停了。
绍兴他家的房后，有条河，寒绿色，他坐在河边的石台上抱着吉他随手拨弄：“生活和弹琴一样，不能只紧，也不能只松，得这么松松紧紧地沤出来。”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__、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4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给王朔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看。
史铁生和王朔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经验，我非要说我天眼开了，你也否认不了我的经验。这种个人看法旁人很难置喙。但史铁生的信写得又平实，又幽默，又痛快，他说自己很多事也没想明白，但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因为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你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可却不能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
史铁生觉得“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他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有终点的，只能是这么走，碰到什么拆解什么。
我是觉得周云蓬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诚实。我想了想，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他跟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要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有一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所以他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之后加了那句“永远不听话”。不相信谁定的方向，只愿意见招拆招，这样才不会被什么绑架，包括自我。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篇3：杨斌出走
杨斌今年45岁，18年检察官生涯后，2015年3月16日，她向广州市检察院提出了辞职，4天后，辞职被批准，她承认时间短得出乎意料。
公门里头好修行
新世纪以后，杨斌大概是广东最有名的检察官。她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检察官杨斌都会从容地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体制内升起的明星，她却并非体制特意塑造的“高大全”，相反，一开始，她是作为体制的异类，被舆论发现的。
听闻她的人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一起10年前的旧案。
一位年轻的母亲周模英，她的丈夫每天外出打工，她则被困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3个孩子，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无钱生活。而厄运总是袭击弱者，刚刚出生9个月的女儿生病了，年轻的母亲花掉了所有积蓄，可疾病还是反复发作，她在一天深夜，将自己的女儿溺杀在城中村边晦暗的河水里。
作为案件的公诉人，杨斌并未像通常检察官做的那样，以此定罪起诉，宣告她的“罪不可赦”，反而念着自己写的公诉词，她泣不成声，请求法庭能从宽处理。她的同情缘于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若是易位而处，身处周模英的绝境，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久，杨斌的公诉词流出庭外，在“不专业”与“作秀”的质疑中，对制度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同情，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5年后，2010年底，被告人周模英提前出狱，登门跪谢，彻底让杨斌成为舆论的宠儿。
一个体制内人物，不是“千人一面”，不是唯唯诺诺，反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法律之上，还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份个性，让她的形象凸显了出来。
她的父亲给她说过一句老话，“公门里头好修行”。这话在杨斌的事业中有了第一层解读，“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的位置和身份意味着我们手里握着或多或少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而体制的冰冷，让她甚至觉得，身处公门，有一种原罪，她该做些什么。
向杨斌求助的人多了起来，她的办公桌上时常堆着上百封的求助信。
公门里头好修行，对杨斌来说，也就有了第二层的体会，“在公门里，做一点点好事，就会被放大，被戴上光环。”
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
2011年，杨斌被正义网选为“中国正义人物”。更重要的，则是体制内的承认。她的独特的公诉风格，曾经被批评为不顾大局，庭上乱说话，现在则成了“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长号召“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
这之后，杨斌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她开始频频披红挂绿，《铁肩担当公平正义，柔情演绎执法为民》，这样主旋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她一年内就开了6场，她还当选了广东省党代会代表，成为政法系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
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这是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回顾自己接下来的举动，杨斌说，她只是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以前所有的典型都是体制打造的，不依靠体制，一个体制内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影响力来自于微博。2011年她写下的第一条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场，“我是杨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其时正是微博问政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体制中人，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她对体制的批评。
微博开了一个月后，杨斌被通知参加微博学习班;3个月后，领导找她谈话，她不得不取消了实名认证;半年后，她恍然感慨，“因为这个微博，第N次被谈话”。
政治部的同事约谈她，和她商量，现在正在帮你申请荣誉，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11年，广州市检察院正在给杨斌申请全国模范检察官，申报材料已经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检察系统的最高荣誉。可她不愿收手。
后来，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最高检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是蜜月期的结束，之后，体制停止了对她的宣传。
她被调离了第一线的公诉岗位，不再办案。辗转腾挪的，是在职务犯罪预防处给企业开讲座，借调政法委搞平安广州，然后作为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在窗口办公，做档案查询。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一是清闲，二是边缘。她也曾申请调回公诉人岗位，重新办案，但申请却如石落深潭，杳无音讯，没人告诉她为什么。
“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杨斌说，自己是个好人。
生存之道
对于杨斌的辞职，区伯形容是愤而辞职，在微博上为她打抱不平：这是体制的“逆淘汰”，是正义的一大损失，反映出的是体制的阴暗和腐败，社会的悲哀。
但这次，杨斌并不同意他的声援，“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解读。”她想强调，离开，主要是看到了体制外的广阔空间，她并不是带着愤怒走的。
辞职后，杨斌加入了朋友朱永平的律师事务所，决定当一名律师。
两年前，杨斌创办了天祥关爱基金，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提供人道救助。这些都需要资金运转。
对于区伯希望她留下的意见，她说自己并非没有犹豫，毕竟，敢言的律师多了去了，但敢言的检察官却没几个。
朱永平倒是对此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没有了体制的身份，说话更自由，不会被过度解读。而且，他也不认为，在微博上自说自话，就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更相信传统的传播渠道，报纸专栏、电视节目、电台广播……他已经想好了，以后要拉着杨斌去这些地方，那里才有她的表达空间。虽然，言论会受到审核，但通道起码更稳定。
事实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自2013年整顿网络舆论环境之后，杨斌说，微博就慢慢衰落了。她不再每年发出成百上千条微博，有一个月，她只发了5条。
“那我就放弃了呀。”她说。
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看了“ 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典故事”的人还看了：
5.当代名人励志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