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廷称谓请安礼仪有哪些(3)
至于“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之类的称谓更为荒谬。皇帝、后妃、满汉大臣和大部分内务府官员、太监，无论当面或背地都称“皇太后”。道吉祥是太监圈里流行的见面问候语，皇帝、后妃、大臣们绝不会用下层太监之间的问候语去称呼皇太后。在清代，只有某些内务府低级官员才会与有地位的太监互道吉祥，以示亲近。至于“老佛爷”，这是清末一小部分近侍太监与内务府官员背地称慈禧的代名词，以示受宠和亲近，但当面是绝不敢称呼的(据记载，也有称呼“老祖宗”者)。同治年间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大臣们为加以区分，在正式文书中会以尊号加以区分，如钮祜禄氏称“慈安皇太后”、那拉氏称“慈禧皇太后”“慈安”、“慈禧”均为尊号中的头两个字，背后会简称“东太后”、“西太后”，但也不会在当面或背地称呼那拉氏为“老佛爷”，因为这是为礼仪制度所不允许的。
对死去的皇太后，大臣们提到时都要称谥号，如那拉氏，则称“孝钦皇太后”。其实，既便太监们背后称“老佛爷”的也是极少数，一般对东、西两太后会简称“东边”、“西边”，称皇帝为“上边”。“老佛爷”之称其实并不自西太后始，乾隆皇帝因为寿高，当时近侍、太监背后就称他为“老佛爷”、“老爷子”，但大臣们则不会这样称呼。野史记载：纪晓岚曾在背后称乾隆为“老头子”，恰被乾隆听见，欲加治罪。纪氏机智解释才使乾隆转怒为喜。真实与否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大臣们在背后对皇帝也是不能随便称呼的。
“老爷子”的称呼一直到清末还存在，如溥仪的乳母就这样称呼他(见《我的前半生》)。
对妃嫔，太监称“主子”。因皇帝的妃嫔不止一位，则在前面冠以封号，如对光绪之妃珍妃称“珍主”，瑜妃称“瑜主”，以示区分。书面行文称“主位”。至于对皇子的称呼，也不像现在影视剧中一律称“阿哥”。在清代对皇子的称呼不同身份是有区别的，“阿哥”是大臣们对皇子的称谓，内务府官员和太监一律按皇子的排行称“爷”。书面行文则按排称“皇?子”。皇帝之女在未授封公主之前，一律称“格格”。
大臣们与皇帝奏对时提到死去的历朝皇帝，也不会说“康熙爷”、“乾隆爷”这样的话，这是近侍太监的语言，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奏对时提到他的父亲乾隆，嘉庆称之为“皇考”，大臣们则必须称乾隆的庙号与谥号“高宗纯皇帝”。清宫档案文书也是如此，皇帝在位时标以年号，死去的皇帝则标以庙号与谥号。
清代除登基等重大庆典在太和殿举行，皇帝临朝议政一般在乾清门，临时设宝座、御案等。但召见和引见官员却不在此。召见多于养心殿东暖阁，引见多于养心殿明殿。其它如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处，随皇帝巡狩、避暑而定。如影视剧中地点多模拟太和殿召见和引见，则是不符当时习惯的。
召见须由亲王、御前大臣、领衔军机大臣轮流带领大臣们去面见皇帝。引见须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现在影视剧中或见皇帝与大臣平起平坐，或站立谈话，这在当时是绝不可能的。召见或引见官员，须先由奏事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其名，并领进屋内，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口称“臣×××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必称“奴才”，起立后走到皇帝所坐木炕前，在预设白毡垫上下跪，皇帝问即答。
多人参加召见，只能由领衔者回答，别人不能插话;被召见人也不能相互说话，只有皇帝问到方可回答。不像现在影视剧中给人印象似乎是在开讨论会。召见、引见无论时间多长，官员自始至终必须跪奏，直到皇帝允许“跪安”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以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节，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光时议政王恭亲王、监国摄政王醇亲王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
跪奏时大臣们与皇帝的对话极其简明扼要，不像现在影视剧中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因为说话越罗嗦，跪的时间就越长。我们现在看清代档案召见记录，一般皇帝问话较多，大臣回答简而又简，几乎没有废话。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清代大臣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而且都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70，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贵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慈禧做寿前也每日练习三次下跪。不少大臣常因跪之太久，腰酸膝痛直至病倒。所以跪奏时绝不会长篇大论。
另外，清代题材影视剧中召见场面皇帝与大臣往往光头、便服，这在清代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大臣觐见须着常服补褂朝珠，戴红缨官帽。皇帝也是常服袍褂着冠。常服是皇帝在宫中正式场合所穿礼服，用为处理一般政务或召见大臣。官员亦如是，按清制穿错朝服最轻也要罚俸一月，因为这是清代制度所严格规定的，即以天子之尊，亦不能违背。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无论召见或引见，太监、侍卫等均不得在屋内停留。
清朝的服饰与礼节
服饰和礼节是一个国家文化源远流长的最显露的标志。在明清两朝才创建起来的天子形象，使龙袍成为清朝帝王最具特色的服饰。按照清朝礼仪，皇帝龙袍属于吉服，在一般庆典、公务活动时穿著。而在重要大典、祭祀坛庙、纳后大婚时，皇帝穿更高一等的朝服。搭配朝服穿戴的饰物从头到脚包括了朝冠、朝带、朝珠、披领与朝靴。不同的服装名称，穿著场合也不同，在当时是有严格区别的。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清朝的官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细分到了极致。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清朝官员穿的朝服，其实是由旗装演变过来的：圆领、捻襟、左衽，四面开楔，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有箭袖)，保暖、便于坐骑。清初开始的制度规定，官员入朝必须穿披肩领袍，谓之朝服。朝服带有箭袖，就是在本来就比较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口。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袖和肩是清服区别身份的标志。带箭袖的旗袍是满族贵族平时穿着和旗人百姓的节日礼服，一般旗人只许穿披肩领便袍，而到了普通百姓那里就只许穿无披肩的领袍，谓之便服。
旗袍有单、棉、皮之分。清初，其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 “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请安原是明代军礼中的一项，见于《大明会典》。当时全国各指挥使司、各卫所都有这个礼节，称为“屈一膝”。建州卫也如此，到了清代，在八旗和明朝遗留下来的绿营中仍然沿袭旧习。本来，兵士见到上级军官应该下跪，但因为身上有盔甲，只屈一膝或半膝，久之，不穿盔甲时也以屈一膝为礼，并和叩首、打恭一样，含有问候请安的意思。在八旗人家和部分汉族官宦人家，晚辈见长辈，平辈中幼见长，奴仆见主人至亲友相见，都行这个礼，所以屈一膝又叫请安。但在衙门或公共场所，则不论旗人汉人都行打恭礼，不能请安。
男子请安的姿势：
先端正姿势，如“立正”的样子。然后向前迈左腿，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右腿半跪，略微停顿;眼平视，不许低头、扬头或歪头;双肩平衡，不许弯腰，左右腿的间距不可太大，保持左腿向前迈的自然距离，不可向后蹬腿。
女子请安姿势与男子同，只是左右腿的距离要近，动作幅度小，双手扶左膝，右手不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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