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资料(2)

　　钦定礼炮28响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7门炮，故鸣放7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3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在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那54响礼炮又有什么说法呢?最流行的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54个民主党派。翻开政协一届会议的材料，大会代表分配在54个单位中。这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

　　还有一个说法是54响礼炮代表了54个民族。

　　但是国务院1954年才开始调查民族情况，当时自报民族名称的有好几百个。国务院1956年公布中国共有51个，后来有补充了4个，加上汉族，中国共有56个民族。

　　至于说54响礼炮代表“五四运动”，更有点儿牵强了。

　　开国大典礼炮队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时，一组发射，轮流作业，这样可以减少发射间隙。所以，这才是54响礼炮的原因。

　　其实，首届政协会上的54响礼炮没有特殊含义，与后来我国54个民族相吻合，只是一个巧合。

　　原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怀志曾担任开国大典礼炮队总指挥，他回忆了鸣放28响礼炮的一些情况和开国大典鸣放礼炮的盛况：

　　“1949年秋，我在华北军区特种兵所属的战车团任参谋长，为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我团抽调部分日式坦克和装甲车在丰台参加训练。9月中旬的一天，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和参谋长李健把我叫去交代任务：‘十月一日开国大典，要鸣礼炮，由特种兵组成一个礼炮团，抽一名老的炮兵干部担任礼炮团的总指挥，决定由你负责担负此项任务。’当日下午我赶到庆王府华北军区司令部，正遇上唐延杰参谋长。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这次任务的情况：开国大典，定在十月一日午后举行，庆典开始后第一项是鸣礼炮，奏国歌，升旗，三项同时进行。由毛主席亲自升旗，关于礼炮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由54门礼炮，齐鸣28响。”

　　按照毛泽东这个旨意，9月下旬，抽调的火炮和参加人员已全部到齐，开始训练。礼炮训练关键是如何把炮放齐。限于当时条件，没有电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拉火。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34秒一发，放了5、6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开国大典那天早上6点之前，礼炮团就全部到位。大约早上8点左右，聂荣臻司令员由杨成武同志陪同来到炮阵地，检查礼炮准备情况。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3点，开国大典仪式正式开始。

　　不一会儿，电话传来了命令：“鸣礼炮!”礼炮队员们立即发射礼炮。

　　108门山炮分成两组，一组发射，一组装填。

　　54位装填手靠手工整齐划一地在1秒多钟里完成装填。54位拉火手则以统一的动作拉火。

　　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第一声礼炮响了。这炮声震天撼地，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了!

　　伴着礼炮的隆隆声响，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仪式

　　54响礼炮后，接着是检阅军队。

　　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没有马上拍板。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套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检阅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荣臻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准备好，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德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军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上，朱德总司令站在天安门上的大殿楼前宣布：

　　“阅兵式开始!”

　　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军种的指战员，迈着脚尖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2个排为前导，接着是1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

　　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后，正步前进，到天安门主席台的东侧时，在口令的指挥下：

　　“敬礼!”

　　行进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向主席台侧过来行进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主席台上的们以军礼回敬，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举手回礼。当几十架银色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天安门上下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受检阅的这个飞机编队，是由战斗机、运输机、通讯机混合编成的。早在一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个由9架野马式P—51型美制战斗机组成的飞行中队，这是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成立这个飞行中队，主要是为保卫政协会议、保卫北平安全和准备去解放台湾用的。

　　随着国庆在即，周恩来就想，如果能让这个中队参加检阅，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与朱德、聂荣臻等驱车前往机场(西苑机场)。他们下车后，仔细看了看每架飞机，然后问飞行员：“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坐下来。

　　不一会儿，9加“野马”发出隆隆的巨响，沿着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人群中一位驾驶员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跑道上停放的两架蚊式飞机。这两架飞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好的。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可行，飞机编队没问题。”

　　飞行员你一言，我一语，恐怕落在别人的后面。

　　听大家这么一说，周恩来高兴地问大家：“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呢?”

　　“1、2、3、4、5……14、15、16，总共有17架。”

　　大家异口同声地数着。

　　站在一旁的朱德总司令做着手势，对大家说：“好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次。”

　　1949年9月23日，由17架飞机组成的机群编队，在天安门上空，做检阅航线实验飞行。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非常适合飞行。

　　飞行员们起了一个大早，纷纷赶到机场做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十几架飞机腾空而起，直穿云霄，飞经天安门上空，一切都非常顺利。

　　这一天，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正热烈地讨论建国大计，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隆隆声。

　　“好像是飞机。”有人轻声地说了一句。

　　有些代表坐不住啦，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侧身向外看去。

　　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大，会议室的房梁被震得嗡嗡响。

　　正当大家忐忑不安之时，周恩来满脸春风地走了进来，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正在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保卫政协会议和北平的安全的。这些飞机还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接受检阅。”

　　代表们一听，心情立刻放松，激动地鼓掌。

　　热烈掌声停息后，周恩来继续说：“明天，我们的朱总司令还要代表全军保证实现共同纲领，并正式宣布，要建立一支统一的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陆海空军。”

　　代表们再也无法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欢呼声响彻整个会堂。

　　机群做完航线实验后，顺利地返航。

　　10月1日，开国大典开幕那一天，天还没亮，飞行员们就来到南苑机场，整队集合。另外两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金黄色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穿着飞行服的飞行员早已排好在跑道旁，等候着飞行号令。他们面对国旗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场面极为激动人心。誓词铭刻在心，有如铭刻在历史的桥头上的碑文。很多年过去后，当时参加飞行的杜裕明仍然清楚地记着那段难忘的誓词：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到广场和附件的建筑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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