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详细资料(3)
报复清政府
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虐待战俘。1860年9月，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和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和清政府谈判，被载垣、僧格林沁逮捕。和此前被伏击活捉的一小队英法联军士兵一起押到北京，监禁了一个多月。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39名囚犯中，有20人(有说18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包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包尔比。
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在额尔金勋爵看来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
英军司令格兰特给法军司令孟托邦的信函中，更加明确地坦言：英法军队虽于10月初劫掠并部分地破坏了圆明园，但清政府一旦重新占据圆明园，“一月之内，即可恢复”，对清帝不可能发挥重大的打击作用;而彻底“焚毁此园，对于凶残之政府，可以使之受惩”。
巴夏礼的传记作者斯坦利莱恩-波尔这样概括赞同烧毁圆明园一派人的立场：“从艺术的角度看，这是毁灭文化的勾当;从成熟的政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法国方面，瓦兰(杜潘)同样认为英国人的做法顺理成章。他也承认，“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但他要求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前，首先要了解导致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他赞同英国人放的这场大火，认为“毁灭圆明园是一次残酷的行动，但也是一次必不可少的行动，最终缔结和约，就应该归功于这次行动。我的看法是，英国人看得准，干得好”。罗伯特郇和赞成英国人把毁灭圆明园当作复仇的手段："下地狱’是人必须记取的严酷的道德定律。虽然我们对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但同时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暗暗高兴，因为这一击打到了中国人的痛处，杀害我们可怜同胞的刽子手和幕后怂恿者，已经受到了我们的惩罚。”
鲜为人知的圆明园噩梦：英法联军离开后的大劫难
圆明园在1860年遭受了英法联军的毁灭性破坏，他们掠夺珍宝、焚毁全园建筑，园区被火烧之后荒凉满目。但事实上，整个劫掠过程只在几天之内，英法军离开后，园内还留有不少建筑遗迹，有的建筑还算完整，同治时期，园内部分建筑还经过短期重修。
四川毛澂先生在1877年游园后，说：“无屋不随山曲折，无山不在水中间……远过秦地宜春院，肯数吴王消夏湾。”说明园内山水原貌仍在，一些小规模建筑基本完好。
1905年，康有为游圆明园时，还看到“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曰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
可见，英法军火劫后的圆明园，在劫后40余年里依旧保持原有形象，不能燃烧的墙、门、台基建筑，英法军离开后依旧存在的花木、山、水、叠石、道路、桥梁及部分完整的建筑仍在。但这与今天圆明园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么，是谁将它再次彻底毁灭了呢?
“木劫”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城内外一片混乱，驻守西郊的散兵、太监、恶霸闯进圆明园，再次洗劫陈设、殿堂。而这一时期，外军撤离，京城处无政府状态，圆明园几乎无人看管，即使有人看管，也会被偷盗者暴打一顿，所以看管在那时根本不起作用。
八旗兵、土匪、百姓趁机纷纷涌向园内后，破坏双鹤斋、海岳开襟等残存建筑，建筑、木桥的柱子，全部被锯断，作为木料运走。“拆匪”们还砍伐松柏作为木材来变卖钱财，把全园所有的大小树木砍伐殆尽。那期间，东直门内木材堆积如山，交易旺盛，到处炭厂林立，一切小料、树枝、树根全部烧了炭，而这些材料大部分源自圆明园，这次破坏性的劫难为“木劫”。
“石劫”
木头被砍伐殆尽后，就只有盗取石头的份了。清末溥仪时期曾记录：“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北洋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料场，徐世昌拆走圆明园内鸣春园与镜春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等等。大量精美的石材被一车车的运走，用以装饰私人庭院、公园。
圆明园遗址照片中，我们熟悉的西洋楼建筑、皇家在园中的祖庙安佑宫等，这些气势雄伟的建筑，是石劫中遭受损失最大的。后来，安佑宫和周围牌坊荡然无存，甚至仅存的两对华表也公开拆运了。现在一对华表耸立在北京大学西门内教学楼前，另一对则成了北海旁“北京图书馆”门前的装饰品。西洋楼遗址的汉白玉及砖瓦也多被军阀官僚运走，或被石作坊买去，就地改刻为其他石料。
中华民国初期，圆明园废墟中，无论地面的方砖、屋瓦、墙砖、石条，还是地下的木钉、木桩、铜管道等，但凡有用之物都被洗劫一空，无数量大车一拉就拉了20多年!这就是圆明园“石劫”。
“土劫”
火劫、木劫、石劫三次劫难后，圆明园建筑所剩无几，只剩下盗不走的山形水系。日本占领时期的1940年前后，北京粮食极其紧张，京城上下大行开荒，有人平山填湖开辟稻田。到新中国成立后至__间期间，人们挖土山填湖、挖建筑的地基、在院内办养鸡场，部队用园区作基地等等，这一次，园内山形水系彻底破坏殆尽，是为土劫。从此，圆明园遗址的痕迹从历史上彻底抹掉。
历史解密：清政府怎样处理劫掠圆明园的中国人?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参与对圆明园的劫掠?有些论著出于爱国宣传的需要或者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描述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或竟至完全忽略。对中国百姓及土匪参与圆明园劫掠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英法联军是劫掠行动主角的事实毫不矛盾。实际上，无论从英法统帅、官兵的日记及回忆资料，还是从中方大臣的奏折、日记及私人记载来看，一部分中国土匪及百姓确实趁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之机，实施了对园内物品的劫掠及捡拾。
在联军洗劫圆明园之前，中国土匪就已经尾随在法军队伍后面，并小规模地袭击法军。在法军于10月7日抵达圆明园之后，中国土匪也于次日通过围墙缺口进入圆明园，并趁乱抢劫财宝和绸缎。但在出口处被联军截获了很多。英国军官麦吉在圆明园参与抢劫之时，也遇到很多中国土匪。麦吉发现这些土匪因惧怕联军，没有进入最好的宫殿抢劫，而他们抢劫的物品主要是布匹和瓷器。一些百姓在参与抢劫的同时，还被联军抓来强迫运送大件物品。又据当时罗马天主教驻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讲，圆明园周边的几个村庄，大部分百姓都参与了盗抢。到10月9日，法军撤离圆明园之时，一批中国人还尾追法军队伍，并捡拾法军掉落的物品。
法军撤离圆明园之后，内务府大臣麟魁、庆英等当即派员前往查看园庭被焚情形，发现有“土匪乘间抢夺情事”。“夷人先之，土匪继之”，“攘敚余物，至挽车以运之”。清臣鲍源深于联军退出圆明园之后，回园勘察，发现“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出入大宫门无禁。又据事后胜保在昌平缴获御园遗失物件的经历来看，个别土匪曾于10月10日至11日间从圆明园东北角墙缺口及大北门进入园庭，偷取陈设多件。
针对土匪对圆明园的劫掠行径，清廷制定了相应政策，以期迅速缴回所丢陈设物品。10月11日，大学士瑞麟札文调集圆明园八旗、健锐营、外火器营兵弁急“赴圆明园及三山一带”搜拿土匪。署步军统领瑞常亦“一面严饬员弁，在海淀一带认真查拿，从重惩办;一面知照城内巡守地面大臣，督饬官兵各路弹压”。咸丰帝为此专门于10月17日发布上谕，督促僧格林沁等尽快将活动在圆明园一带的土匪查拿严办，保证京城与承德之间“饷需文报往来”的顺畅。瑞常进一步区分了百姓拾取及土匪抢劫两类情况，并做了不同规定：“果系入内搜抢者照例治罪外，其有拾取及误买各物件者，拟出示晓谕，勒限一个月赴官呈缴，免其治罪”，倘过期不交，或被巡防发现，加重治罪。此次追缴行动主要由胜保负责，并由内务府总管在德胜门外生寺设局专门负责查收物件。
清廷的缴获行动很快奏效。10月8日即在海淀擒获抢犯数人，在蓝甸厂擒获抢犯4人，除逃脱1人外，全部予以正法。10日左右，在北京城内拿获三人，分别缴获鑲宝石翡翠椀一件、永珣恭进玉如意一枋及成皇帝御容一轴。
从胜保的缴获行动及缴回物件的数量来看，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在10月18日第二次火烧圆明园之前被土匪抢劫或民人拾获的。其中，绝大多数物品持有者属于民人，竟也不乏八旗官兵监守自盗者。而其获得物品的途径，则大多为捡取所得。当然，可能也有一部分村民或八旗官兵因惧怕惩罚而隐瞒自己参与抢劫的事实。此外，蒙托邦认为有些劫匪在未被查获之前已经将赃物卖给了京城里的商人，而不少中国官员也趁机低价购买了很多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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