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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性格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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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每个人都有多面的性格,李世民也不例外,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李世民的性格,希望对你有帮助。

  李世民的性格

  首先,李世民是一位果敢的人。当初,李渊在隋朝为官,隋炀帝派遣他驻扎太原一带,为防止突厥的进攻,并且平定四处的战乱。李渊的意向根本不在于在隋朝为官,他的志向更为远大。但是,碍于自己兵力不足,迟迟不肯起义,李世民见父亲如此犹豫不决,便劝告父亲起义,李世民给李渊分析了当下的局势。李渊认为李世民说的很有道理,随之在晋阳起兵。在玄武门之变中,也可体现出李世民果断的性格特点。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次陷害李世民,李世民碍于兄弟之情,便没有和他们计较。李渊召见李世民三兄弟时,李世民知道前去必定危机四伏。事先在玄武门做好了埋伏,等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到,李世民便将俩人乱箭射死。

  其次,李世民是一位活泼开朗,有义气的人。李世民的队伍中,有很多大将,比如程咬金、罗成等等。他们认为李世民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才会跟随他征战四方。

  第三,李世民是一位温柔有爱心的君主。以他和长孙皇后的感情为例,长孙皇后先后为他生下三子四女。李世民登基不久,就立了嫡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十分爱护长孙皇后所生的孩子。晋阳公主是长孙皇后生的小女儿,晋阳很小的时候,长孙皇后就离世了。李世民亲自抚养晋阳公主长大,而晋阳公主也是他唯一一个抚养的孩。晋阳公主早逝后,唐太宗悲痛了很久。

  李世民杀兄弑父的故事

  李渊起义对抗隋朝,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李渊建立唐代政权后,李世民征战南北,为扩充唐朝的领土做出卓越的贡献。

  当初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主意,李渊曾许诺,如果起义成功,就会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李渊建立唐朝政权后,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渊优柔寡断的立储态度,引来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的厮杀。李元吉支持李建成,俩人敌对李世民。李世民凯旋归来后,李建成担心李世民“功高盖主”,会威胁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屡次和李元吉陷害李世民。李渊知道三兄弟有很大的矛盾,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也不想因为偏爱某一个儿子,而引来其他儿子的猜忌和陷害。李渊决定召见三位儿子,李世民知道此次前去必定充满了危机。在门下客房玄龄和尉迟德等人的支持下,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不能让自己成为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李世民率先在玄武门进行了埋伏,他早早收买了李建成部下的将领常何。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之后,李世民向他们发射弓箭,随后李元吉上前抢夺李世民的弓箭,拿着弓弦勒住了李世民的脖子,此时尉迟德从后方进攻,发射弓箭将李元吉射死。太子率兵和李世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尉迟德提着李元吉的人头来到了城头之上,这下双方停止了战斗,随后李世民杀掉了李建成。

  李渊迟迟等不来李世民三兄弟,他已经料到大事发生了。李渊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三天之后,李渊下令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过了几天后,李渊表示禅位于李世民。

  李世民畏魏征的故事

  李世民是个我行我素的人,纳谏虚心倾听,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

  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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