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的编著者
上下五千年属于一种口语，是“在 中国的上下五千年中，经典的民间传说和精粹的历史故事”的缩略语。那你知道zz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阅读。
上下五千年的编著者
上下五千年》是外文出版社出版图书，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学家林汉达所著，讲述了中国的实史，上至三皇五帝，下至辛亥革命，是一本集中国发展史、重大历史事件及名人简介为一身的优秀历史读物。作者选择重要和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根据史籍材料，加以组织和剪裁，用现代语言写出来，通俗易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约有五千年的历史渊源，所以“五千年”也就代指整个中国历史。
上下五千年的编著者简介
林汉达
林汉达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著作丰富，涉及面广，颇有影响。
教育类
《向传统教育挑战》
《西洋教育史讲话》
文字改革类：
《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
《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
通俗历史读物类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前后汉故事新编》
《三国故事》
《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
《不怕死的太史》
外语教材类
《高中标准英语读本》(1951年新编，解放前就有发行 中华书局发行)
《初级中学校用 标准英语读本》(解放后新编本、解放前就有发行，1953年秋修订)中华书局发行
找到了一篇他的学生追忆他的文章，读下来，发现此人果然是民国文人的风骨。
记得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在中国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治权利。
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也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运动。
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敌人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喊嘁喳喳的流言蜚语，目的是将这位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学校。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同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从教育谈到政治，从天文谈到月经;从话剧谈到申曲，从甲骨谈到壮丁。“搭”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作者在诗中还愤怒地斥责：“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说我被人‘收买’了。当然还有‘背景’，……”然而，所有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间普通的住室里吸取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
曹余章
曹余章说：“我在解放前读过大学中文系，但学习古文那还是从少年时期开始的。我幼小的时候，城市里的小学已经使用新式国语课本了。但我在乡下进的还是私塾式学校。到了小学三四年级，老师也教过一些古诗古文。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早期的毕业生，是个不善治生、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
。他自以为"怀才不遇"，多为"儒冠"所误，所以不希望儿辈再读书，尤其不赞成学文科。我的几个哥哥都很早就业了;对我的学习，父亲也很少过问。但他酷爱诗文，常常喜欢在孩子面前吟诵诗文，吟诵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韵致。这种吟诵对我少时爱好诗文自然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后来，我在哥哥的帮助下到上海进了高小，读的是国语课本，与古文接触就少了。
13岁那年，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因为哥哥失业，在上海得不到资助，不得不辍学回乡。我老家在一个山村里，看不到新鲜的报刊和读物。家里有的藏书，大多是一些被蠹鱼蛀蚀的线装古书，它们就成了少年时期的仅有的精神食粮。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自学起古书来了。
我自学古书，是从《论语》、《孟子》开始的。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儒家经典，主要是因为我幼小时已经接触过这两种书，觉得它们在古书中还比较浅近好懂。我用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本。没有人指导，看看注解，大体可以懂得文意，实在不懂的也就跳过去。我给自己规定每天读三四页，疏通文意后反复熟读，这样学了一年，居然把《论》、《孟》通读了一遍，还全背了出来，以后，又花了大约一年工夫，自学了《左传》、《史记》的部分篇目和《诗经》的"国风"、"小雅"部分。
少年时期的理解力有限，但记忆力特别强。从背诵这一点说，这个时期"效益"最高。我那个时期背的书，不但到了中学、大学时期没有忘记，即使过了四五十年，还基本上背得出来，遇到"子曰"、"诗云"这一类引文，大多能记起它的出处。有些内容，因为年龄和经验的限制，一时未必理解，但后来重新接触，就能起温故知新的作用。
熟读几本古书，对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有较大帮助，主要是比较扎实地掌握一些古汉语的常用词语和句式。我那时没有学过语法，但通过熟读，不知不觉掌握一些古汉语的语法规则。例如"莫我知也夫"，"不患人之不己知"(均见《论语》)这种句式，读得多了，也觉得很习惯，至于古汉语语法中的否定句宾语(代词)可在动词之前这类规则，还是以后才学到的。还有，就是懂得一些文字训诂的道理。例如"学而时习之"，朱熹《集注》说："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样就把"习"的本义和引申义一起讲清楚了，而且很形象，记得住。《论》、《孟》文中的词义，一般是比较早的词义，往往又是后来的常，读了《论》、《孟》以后，再读唐宋散文，就觉得没有多大困难了。
现在我看到一些学生对背诵文言文最感头疼，视为苦事。但我小时不但不以为苦，居然还读得有点乐趣。这大概是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我读的书，内容并不枯燥。以《论语》来说，有些章节很有点文学性。例如"宰予昼寝"，孔子大为恼火，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则故事就很形象生动，当时我觉得孔子待学生很严格，又觉得他的责备太过分，这样一想印象就深刻了。又如读《左传》、《史记》，也主要选读一些有情节的篇目。像《大学》、《中庸》，我虽然背了出来，但因内容缺乏情节，单纯说教，就不那么喜欢了。第二，无论是《论》、《孟》或者后来的散文 ，都比较注重修辞，排偶句较多，读起来上口，具有易诵易记的特点。有些骈句、排句，多读几遍，只要提示上一句，后面的句子也就很容易记得起来，不需要死记硬背。据我体会，背诵古文，不能把文句割裂了一句一句硬记，应该从句意上、修辞上把文句联系起来读。
除了上述古书外，在这段时期，我也通读了流行的古诗文选本《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那个时候，我也看到过有一种"言文对照"的文言读本，那种白话翻译是十分拙劣的。我自学古文，从没依靠过翻译本子。如读《古文观止》，我就觉得看看吴楚材、吴调侯自己的评注就很够了;而且，我还体会到，从培养阅读古文能力来说，利用文言的注解(一般来说，是比较浅近的)去理解古文，效果比读对译本要更好些。”
上下五千年的编著者背景
曹余章说：”大家都知道”苏武牧羊“的故事吧!(具体见”苏武词条)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随意创造出来的记号、符号或象形文字，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3] 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说明，《史记》给他们编写《上下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余资料，参考于别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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