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经牧野一战，商朝衰弱不堪，即使还有残余势力最终也“不能燎原”。那么牧野之战中为何商朝会战败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希望你喜欢。
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
商朝主力军团远征未归，周武大军偷袭而至，帝辛猝不及防，仅以数量有限的近卫部队及大批奴隶仓促应战。虽然数量超出周军，但是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及战斗意志皆远逊于周军，因之失败。所以，这不是商朝军队和周国军队之间的较量，而是商朝少量正规军+商朝平民+商朝奴隶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周军之间发生的一场素质极不对称的较量。
当时，商朝的十余万主力大军仍在东夷，战争已然接近尾声，很可能，帝辛已经开始制定从东夷撤军的计划，举国上下，沉浸在安乐祥和的气氛之中，据说，帝辛当时刚刚从东夷前线慰问将士之后返回都城朝歌，准备主持祭祖大典，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过年的概念吧。这个时候，确实是戒备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一个弱者攻杀一个勇士的最佳时机。在这一点上，周人的心机算度可谓是极为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据史记记载，在此之前，周武曾经与反商诸侯一起观兵于孟津，诸侯都说：可以攻打商朝了。但周武没同意。那个时候，商朝的主力军团应该已经在东夷作战，这也应该是诸侯们主张攻商的依据。如果周武发动进行，帝辛便会腹背受敌、处境将十分危险。但是，周武为什么不同意进攻呢?
对此推测周武若想击败帝辛，只能在下述三条均具备的情况下才可以：第一、商朝主力远征，都城空虚;第二、帝辛身在都城。如果帝辛在前线军中，周军发动进攻无疑是自寻死路;第三、在商都和西岐周之间没有商军布防。如果帝辛部署一支正规军，哪怕是无法击退周军，只需拖延上些许时日，周军便难操胜券。那么，在当时，第一条肯定是具备的。第二条也可能具备，那么，就很可能是第三条成了周军无法逾越的障碍。以帝辛之智，不可能对西岐周全然无备，一点布防都没有。而从史料记载上看，西岐周自出兵之后直趋商朝都城之下，在其间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碍，而从帝辛仓促应战的反应来看，显然出乎帝辛之预料，这说明，在西岐周和商都之间，没有商朝正规部队布防。为什么会这样?是帝辛根本就没有布防;是因为东夷战事需要，帝辛将该部队调离;是周武成功策反该部队将领，就如同满清策反吴三桂?
这场极不对称的战争，周军赢得似乎也并不十分顺利，双方激烈厮杀，尸山血河，以至于“血流漂杵”，商人的血将大木棒子(杵)都给漂浮起来。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战斗之惨烈，而且也说明了商人武器的低劣，商朝人使用的不是制式军用武器，而是用大木棒子来和装备精良的周军浴血拼杀。据记载，周军出动了大批战车部队，而却没有商人使用战车的记载。在古代战争中，战车的威力相当于坦克。对于双方参战的人数，周军四万五千士兵加三千虎贲。商人十七万(一说是七十万)，由近卫军+平民+奴隶组成，可以说，帝辛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只是，在奴隶之中，很多都是商军攻伐之后掠夺的人口或战俘，这样一来，在战斗开始后，这些战俘和掳掠来的奴隶也就成了倒戈和溃散的主力军。
周军为什么会瞒过帝辛及其幕僚的眼睛，神鬼不知的在最佳时机出现在朝歌之野。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等于知道了周人胜利的全部秘密。
帝辛最终战败，在鹿台之上、投火自焚。他应该是中国 历史上君王死社稷之第一人。帝辛死后，周武将帝辛的人头在尸体上砍下，这一极不寻常的行为表明：在周武的内心，对帝辛充满着极度的恐惧与刻骨的仇恨。
牧野之战与鸣条之战
从发生的地点上来看，鸣条之战发生在古代的鸣条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西边的一个地方，而牧野之战则发生在古代的牧野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卫辉市范围内的一处地方。
从发生战争的双方来看，鸣条之战的决战双方分别是商汤和夏桀，这场战争是商朝推翻夏朝的一次决战。而牧野之战的决战双方则是周武王和商纣王，这场战役也是周朝推翻商朝腐朽统治的关键一战。虽然两种战役的结果都是推翻了旧统治和建立新王权，但是发生的时间和对象都是不一样的。
牧野之战与商周易代的联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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