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史之乱的性质介绍

　　安史之乱是唐朝与叛军之间的战斗，叛军方面包括回纥兵、安史叛军汉人、契丹、室韦、胡等杂合军队，虽然唐朝最终获胜，但地方割据局面开始形成。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古代安史之乱的性质介绍，希望你喜欢。

　　古代安史之乱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是唐朝平叛与复兴的起点的原因

　　十一月十五日，玄宗派刚刚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募兵六万，去防守东都。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部署：以郭子仪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派右羽林大王承业为太原尹，避免这两镇落入安禄山亲党之手。同时，他任命儿子荣王李琬为元帅，曾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名将高仙芝为副元帅，带着在长安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开赴陕郡(今河南陕县)。

　　然而，叛军前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十二月初，已进抵黄河北岸，灵昌(滑州，今河南滑县)、陈留(今河南开封)等地相继沦陷，叛军直逼东都。一经交手，封常清就发现他临时招募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范阳虎狼之师的对手，只能连连败退。到十二月十三日，洛阳就落入了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率残部与高仙芝会合之后，退往潼关，并组织起坚固的防线，暂时稳住了阵脚。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一代名将，他们退保潼关的决策，在当时无疑是合理而明智的。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玄宗却听信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一面之词，认为他们不战而退，竟然下令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处死。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中，保留着封常清在临死之前呈给玄宗的《谢死表》，其中先分析战况，希望朝廷能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清晰的认识，最后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千载之下，读到这样字字泣血、披肝沥胆的文字，仍然令人震撼。

　　临阵处死大将，实在是兵家大忌。那么，由谁来接替他们呢?玄宗想到了因病在家休养的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哥舒翰，命他前往潼关镇守。哥舒翰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他面临的局势却非常不利。就在他称帝前不久，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兄弟就分别杀掉了安禄山派来的守将，举兵声讨安禄山，一时间，河北二十三郡就有十七郡响应，极大地牵制了叛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根据地，为解决后顾之忧，安禄山迅速派史思明率军夺回了常山，颜杲卿被杀，河北诸县又落入叛军之手。

　　不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却在五月的嘉山(今河北正定东)之战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军威大振，再次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交通，叛军人心惶惶。只要潼关坚守，郭、李二人即可引兵直取叛军老巢范阳，平叛的局势就会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点，郭子仪、李光弼十分清楚，久经战阵的老将哥舒翰自然也十分清楚，而安禄山则是忧心如焚。

　　然而，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玄宗却因杨国忠的煽动，一再催促哥舒翰出关与敌作战。有了高仙芝与封常清被诛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显然不敢抗旨不遵，迫不得已，他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军出关，结果在六月八日陷入叛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成为俘虏，一时间，平叛形势急转直下。

　　潼关失守，使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它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六月十三日凌晨，在一片蒙蒙细雨中，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忙逃出长安，向四川进发。

　　十四日，当他们到达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的时候，疲惫饥饿的禁军发生了骚乱，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进而包围了驿站，要求玄宗处死杨贵妃。形势所迫，玄宗只好同意，风华绝代的美人就这样成为替罪羊，香消玉殒了。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终结。第二天，当玄宗准备从马嵬驿出发时，被许多百姓拦住，他们请求玄宗留下，以保存平定叛乱的希望。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心惊肉跳，他留下太子李亨慰喻百姓，自己先行往成都进发。在百姓的请求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太子终于下决心留下来，担负起平叛的重任。对于唐玄宗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对于唐王朝来说，这又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

　　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经过这场战乱，唐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乱后，夷夏之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说自己对汉人与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而盛唐的人们更有着极为开放的胸怀，他们曾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们对这样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许多唐人的共同心态。

　　这场战乱，使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原地区更是白骨遍野，国家控制的人口从天宝年间的九百多万户锐减到乱后的不足三百万户。当然，除了在战乱中死去的人口外，还有大量人口南迁到江南一带也是原因之一，这无疑给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晚唐河北财赋不纳于朝廷的情况下，江南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使唐王朝得以延续下去。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安史之乱的影响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幽州，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李正已，宣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

　　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独立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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