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和意义
周礼是西周时期的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周礼的内容和意义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周礼的简介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规定，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属于王(天子)。千里王畿为王直辖之地，王畿内的土地有由王直接占有的王田，有分封给王直属的公、卿、大夫、士的采邑，而以王田为数最多。王畿外的土地，天子则分封给诸侯，其占有情况，与王畿类似。这就形成了经济上的土地等级占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上的等级从属关系。
《周礼》将耕地都按方块田形制进行规划。其具体规划办法有井田制和沟洫制两种。基本单位都是一百亩(又称一夫)，成正方形。井田制，九夫一井，不同于孟子所说的八夫一井。井以上一律是四进位，为邑、丘、甸、县、都，一直都成正方形。
沟洫制，一夫以上是十进位，纵横皆十对，成正方形。田间有相应的水道系统：遂、沟、洫、浍。采地用井田法规划，可使分封给公、卿、大夫的土地都成正方形，集中在一起，对王田的计算则无此必要。土地不论划井与否，皆无“公田”。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地租剥削形式，也不因划井与否而有所不同。
无论是王田或采地，全都役使农民耕种。农民受田以家或夫为单位，受田办法，或是：“不易(不须休耕)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种一年，休耕一年)家二百亩，再易之地(种一年，休耕二年)家三百亩”(《大司徒》)。或是：“上地，夫一廛(宅地)，田(不须休耕)百亩，莱(须休耕)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遂人》)。通算一夫受田约为二百亩。
《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在上述贵族占有土地制度下，天子、诸侯要其臣民缴纳贡赋。贡是人民和诸侯对天子的献纳，包括生产实物和各种珍品。《大宰》“以九职任万民”，将全体人民，分配从事九种职业。《闾师》根据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这就是贡的主要内容。赋包括兵役、各种徭役和田税，是土地占有者贵族对直接生产者的课征。《周礼》规定地税税率为：“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载师》)。距王城近的负担劳役多，故地税轻;距王城远的负担劳役少，故地税重，体现了负担公平的原则。
《周礼》规定一定的财政收入用于一定的用途。财政支出以节用为原则，各地都应有结余财物，以备他用。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关为大府，下设各自独立的会计和出纳机构。出纳机构有：王府，为王的私库;内府，是掌管货贿的国库，供颁赐等公用、“大用”;外府是掌管百物的国库，供一般支出。掌管会计的最高机构为司会，其属官有：职内，专管岁入会计;职岁，专管岁出会计;职币，专管结余。这套财政管理制度比较完备，特别是关于实行会计与出纳分立和王的私库与国家公库分立的制度。
《周礼》作者虽重视农业，但并不忽视商业的作用，对于不同情况的商品交换，规定了不同的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司市》)。三市各自有其处所，不相杂乱。管理市场的官员有：司市、胥师、肆长、胥、司稽、司暴等等。严格规定可以入市的货物，凡“伪饰之禁”所列的十二种情况是不准入市的。商品按品种、按价格分别列肆，使商人不致以次货冒充好货;并主张统一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换。商品价格由胥师核定，而不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然形成。主要商税为布，征收对象为出售的商品。官卡也征税。泉府(征收商税的机构)在商品滞销时，可以收购，使市场得以活跃，泉府在卖出这些商品时，又注意防止投机倒把，使市场物价得以稳定。整个商业活动都是受官府控制的。
《冬官》(《考工记》)将手工业者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同列为国之六职。手工业曾号称“百工”，规模大，技术水平也高。它的记述，也表明作者对制造品和生产技术的重视。
《周礼》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王莽改制以《周礼》为主要依据，宋代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王安石新政，以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从《周礼》中吸取过某些思想。
周礼的内容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的意义
《周礼》原名《周官》，乃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贾公彦《周礼正义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此书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
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这些争论的具体意见，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没有必要在此详述;我们只需简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实，以确定《周礼》的文献性质便足矣。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郑众“独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
《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
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餼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
世之法竄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然而，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
本文认为，大致来说，《周礼》是战国儒家通过制度设计来表达治国理想的一部著作，其所描绘的国家是一种“乌托邦”(Utopia);其中尽管存有一些古礼的记载，但总体上并非历史性的记录，而是建设性的规划;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这表明此书的许多内容乃是一种“创作”，故此书乃是“理想国”性质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