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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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制度的确立

　　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已有学者提出礼乐制度形成于龙山时代的新见解①。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约当公元前 3500 年至前 2800 年)，该文化墓葬的型制就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礼乐制度亦初现端倪。少数大墓的墓扩面积可达 10 平方米左右，并常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多至 60 余件，除玉、石、陶器之外，还有精致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等。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出土的木质葬具，有长方形和井字形等样式。山东邹县野店第 51 号墓使用双层木质葬具②，井字形椁框，内套木棺，随葬品多置于棺、椁之间或二层台上。这种原始的棺椁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显露出等级制度的萌芽。

　　①　　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净的白陶，乌亮的黑陶和精美的彩陶，陶瓶数量多达 38 件。最引人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当公元前 2800 年至前 2400 年)墓葬型制所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愈加明显。如大汶口 10 号墓，墓圹东西长 4.2 米，南北宽 3.2米，面积为 13.44 米。墓底有二层台，中央又挖掘一长方坑以放置死者，尚残留木质葬具的痕迹。死者周身覆一层厚约 2 厘米的黑灰，疑为衣着痕迹。头部佩戴着由 77 个单件组成的三串石质装饰品，佩戴的臂环、指环以及随葬的石铲皆为玉质，还有大型的象牙雕筒和象牙梳。随葬陶器 90 余件，包括洁随葬品中有 84 枚鳄鱼鳞板，分置于墓底、死者头右侧及左侧角。鳄鱼鳞板系鳄鱼皮朽烂后的残留物。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①，曾发现以鳄鱼皮作鼓面的鼍鼓。鳄鱼皮朽烂后，鳞板散落在木质的鼓腔内。据此推测，大汶口墓地 10 号墓很可能也随葬有鼍鼓。鼍鼓不是一般的乐器，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崇的地位，因而具有礼器的性质。河南安阳殷王陵②和山西灵石③，山东滕县④的商代方国首领墓皆曾出土鼍鼓。

　　约当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400 年的龙山文化陶寺早期墓地，数百座墓葬的型制，呈现出强烈而有规律性的级别差异。拥有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 6座，仅占已知早期墓的 1%。无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骨笄、石器的小墓则占80%以上。大小墓之间还有诸多层次的中型墓葬。随葬品有一定的组合。炊器有陶灶、鼎、大斝、石刀、木俎;食器有陶大口罐、盆、盘、豆、木盆、豆、勺等，木质仓形器上置骨匕，可能是食器或食器模型;酒器有陶小口折肩罐、高领壶、小斝、木斗、觚、杯等。乐器有鼍鼓、石磬等。兵器有钺、镞。工具有石斧、锛、■磨器等。

　　随葬品依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6 座大型墓几乎囊括炊、食、酒器的所有种类。大墓突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随葬品中均有彩绘蟠龙陶盘。5 座大墓随葬鼍鼓、特磬和土鼓三种乐器，因而规格最高。另一座大墓则没有乐器，因而规格略低。

　　大墓和甲种中型墓有木案，皆摆放于墓主人头端，上置小斝及觚、杯等酒器。大墓的木案，案面绘精美的图案，甲种中型墓的木案则未经髹饰。大墓的俎上置大型“Ⅴ”字状石刀三件，甲种中型墓俎上只有 1 件小型石刀。大墓中的彩绘陶豆和木豆，每组均在 10 件左右。甲种中型墓的朱绘陶豆，每组不超过四五件。涂饰朱红圆点的大口罐，大型墓用 14 件，甲种中型墓只用两件。大型墓用肢解后的整猪，甲种中型墓只用猪头、蹄、肋等部位。级别较低的中型墓的器物组合则比较简单，一般不超过 10 件。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约当公元前 2400 年至前 2000 年)，墓葬类型的分化尤为强烈，等级明显，亦具规律性。

　　临朐西朱封大墓，面积 11 平方米，两椁一棺，在两椁之间以及内椁与套棺之间，分设足厢和边厢，内置陶器 40 余件，包括蛋壳高柄杯 6 件，墓主人随身佩戴玉坠和玉串饰。足厢和边厢的设置，表明木椁墓的形制已趋成熟。三重棺椁和 6 件蛋壳高柄杯，象征墓主人生前尊贵的身份和显要的社会地位①。泗水尹家城木椁墓的规模更大，面积达 23.6 平方米。随葬品有白陶鬹、磨光黑陶甗、鼎、盒、壶等成组的精美陶器，狗下颌骨 20 余个。此外还有鳄鱼鳞板以及低温陶小圆锥体，推测当属鼍鼓类的乐器①。泗水尹家城第 4 号墓的规模也较大，面积 8 平方米，随葬陶器 38 件。该地还有只随葬一二件陶器或一无所有的小墓②。

　　①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②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 号大墓》，台北，1968 年。

　　③ 《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 年第 11 期。

　　③　　邵望平：《〈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九州学刊》第 2 卷第 2 期，1988 年，香港。

　　① 《临朐发现龙山文化重要墓葬》，《中国文物报》1987 年 10 月 23 日。

　　诸城呈子墓群已发掘的 87 座墓葬③，则显示出中、小墓的分化。呈子墓葬可分四类：第一类 5 座，占总数 5.7%，墓坑面积约 2 平方米左右，皆有木质葬具，随葬品较多且精美，均有蛋壳黑陶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二类 11座，占总数 12.6%，墓坑略小，部分墓有木质葬具，陶器多超过 5 件，有的墓随葬蛋壳高柄杯和猪下颌骨;第三类 17 座，占总数 20%，墓坑小，皆无葬具，随葬一二件陶器;第四类 54 座，占总数 62%，墓坑窄小，无葬具和随葬品。从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大墓，到诸城呈子四类中小型墓，清楚地反映出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复杂的等级序列，进而展示了部落、氏族首领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生前身份贵贱以及地位尊卑的明显差异。

　　长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约当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龙山文化，历史进程大体相近。良渚文化的大墓，面积一般在 5—9 平方米之间，有木质葬具，还曾发现朱绘木棺或木椁的痕迹。随葬品以琮、璧、钺、璜等礼玉和佩玉为主，陶礼器则以鼎、豆、簋、盉、壶、贯耳壶为基本组合形式，数量多超过百件。部分较小，且不见玉器的墓，随葬品或三五件，或 10 件左右不等。也有的小墓，无任何随葬品。由此亦显示出墓主人贫富分化和等级的不同。

　　龙山文化及与之时间相近的诸考古学文化，正值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当时虽然尚未出现青铜礼器，但是通过由陶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的不同组合，以及其它因素所显示的丧葬制度，反映出享有特权，并占有大量财富的部落、氏族首领、贵族之间的级别序列，及其与广大平民的尖锐矛盾。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言，礼乐制度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法则。礼乐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形成于龙山时代的礼乐制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透露出奴隶制国家即将诞生的信息。

　　西周礼乐制度的实施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去正的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