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朝宗教雕塑概况
元代，雕塑发展的趋势更加衰退。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关于元朝宗教雕塑概况，希望你喜欢。
元朝宗教雕塑概况
元代的雕塑艺术明显受到印度、尼泊尔、西藏艺术的影响 ， 造型奇特。 在宗教雕塑方面主要是喇嘛教的雕像，现存的一些婆金铜佛像，细腰高窖，与传统汉式佛像泅然异趣。 元代雕塑中的精品要数居庸关大浮雕四天王，威武雄壮，气势庞大，体现了蒙古帝国雄大富强的时代风貌。
西藏化的密宗佛教──喇嘛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尊崇。于是喇嘛教样式的寺宇、白塔、金银铜铸、木石雕刻以及泥塑脱胎等喇嘛教造像，在通晓西土梵像规格样式的雕塑匠师指导影响下，在两都和全国各地兴造起来。造像除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五方佛、千手千眼大悲菩萨、天王等过去习见的佛教显宗、密宗造像外，又有一些陌生的形形色色救度佛母、马哈哥(麻哈葛)等神像。
曾见于史籍记载的喇嘛教样式的寺宇造像，均早已毁灭或不知下落，但元代佛教造像实物，尚有不少遗存。如北京西郊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的铜铸佛涅像(至治元年，即1321)，北京昌平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券洞的四天王等浮雕(至正二～六年，即1342～1346)，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三世佛、文殊、普贤菩萨塑像(大德九年～至大二年，即1305～1309)，山西襄汾普净寺的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普贤二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十八罗汉等塑像(多为元代作品)，山西灵石资寿寺(泰定三年，即1326)中的79尊塑像(其中不少为元代作品)，山西五台广济寺大雄宝殿的塑像组群(至正年间即1341～1370)，山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延二年1315)的三世佛、罗汉、天王塑像，四川阆中永安寺大殿(壁间有“至正戊子”，即1348题记)的三佛、十地菩萨、六臂观音等塑像，云南昆明圆通寺(大德五年～延□七年间)的泥塑佛像，西藏萨迦县萨迦寺等处也保存有不少元代雕铸的佛像，山西霍县千佛崖的千手千眼大悲菩萨摩崖造像，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8、95等窟的塑像，浙江杭州飞来峰的摩崖龛像，浙江普陀太子塔的佛与四天王像，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的浮雕天王像，江苏吴县寂鉴寺石屋的弥陀、弥勒及二十四诸天造像(至正十八年),此外,江苏吴县万佛石塔(大德十年)，广东南雄珠玑古巷石塔雕、石雕佛、菩萨、天王、力士、伎乐等形象，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铜、瓷菩萨、罗汉像，以及散存于各地的元代京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券洞浮雕具有代表性。
从上述元代佛教雕塑遗物可以看到，喇嘛教雕塑样式虽广泛流行,但汉式佛教造像还是占大多数。一些即使以喇嘛教特色著称的雕塑作品，也很少是道地的喇嘛教雕塑样式，而是经过内地雕塑匠师的再创造，不同程度地与汉式佛教雕塑相融合，使内地广大群众感到比较亲切，易于接受。
元朝雕塑艺术
说起元代的雕塑，首先要提到其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刘元。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早记载了刘元的生平事迹：“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鉴卿，元尝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按：址在元大都高粱河畔)，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其中所记刘元所从学的阿尼哥国公是元代入仕中国的一位尼泊尔大工艺家，其在元大都的代表作，即是由他主持建造建成于元世祖(前)至元八年(1271)，至今仍巍然屹立的妙应寺白塔(民间至今仍俗称妙应寺为“白塔寺”)。“阿尼哥在年轻时，曾应元朝帝师八思巴之聘，带领工匠到吐蕃建造黄金塔，两年告竣，颇受帝师赞赏，收为弟子，又被推荐到元世祖的御座前，受到器重，至元十九年授工匠总管。刘元向他学习‘西天梵相’，融会贯通，遂使自己的塑像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我国艺术史中堪称独步”。
北京西安门大街路北，有一条数百年历史的刘兰塑胡同。胡同名称中的“刘兰”系某人的姓名，“刘兰”者，实即刘元，“盖误元为兰也”(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在该胡同北口，原有一处元代寺观——元都胜境。《金鳌退食笔记》纪此说：“玄(元)都胜境……建于元，相传为刘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像，仪容肃穆，道气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像，上元执簿侧首而问，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战栗;一堂之中，皆若悚听严肃者。神情动止，恍如闻其謦亥欠，真称绝艺”。“除元都胜境外，刘元还曾为元大都的东岳庙塑过像。刘元既注重从我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又吸收外来文化之长，把二者熔为一炉，为我所用。这也许是他在人物塑像艺术方面大获成功的原因吧。”
元代雕塑艺术的至高成就还表现于其他许多形式中，特别是在玉雕、石雕、雕漆、瓷雕以及瓷器的雕塑装饰方面，留下了超轶千古的瑰宝。
完成于蒙古世祖(前)至元二年(1265)的巨型玉雕渎山大玉海(藏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玉瓮亭内)，为一杂色黑玉酒瓮。瓮口呈椭圆形。形体之大竟高达70厘米，长182厘米，宽135厘米，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重约3500公斤。周身浮雕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涛和随波逐浪、跳跃嬉戏的海龙、海马、海猪、海鹿、海犀等神异的与现实世界中的动物形象，用不同的线条表现它们的体形、毛发、鳞甲、翅膀以及海水的激流、漩涡和波涛，使海浪的粗犷刻画与动物的细腻琢饰形成强烈对比。全器气势磅礴，摄人心魄，为我国现存时代最早、文物价值最珍贵的超大型传世玉器。
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的居庸关云台，以汉白玉石砌筑，云台中间南北向开一券门，券洞为五边折角式拱券。券面及券洞内雕有金翅鸟、大龙神、卷叶花;券洞内两壁刻四大天王;两侧斜面雕坐佛十尊，十佛之间遍雕小佛;券洞边上雕饰各种花草图案，均极精丽。在这所有的艺术形象中，尤以四大天王像的创作水平最为高超，其威仪苍凝，精光四射，后世虽不无追仿者，但皆已无可比拟。
至晚发端于唐代的雕漆工艺，到元代已成为漆器工艺中成就最高的一种。元晚期时，出现了两位雕漆历史上的非凡巨匠——张成与杨茂。《嘉兴府志》载：“张成、杨茂，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剔红(属雕漆工艺范围)最得名”。张成作品髹漆深厚，大刀阔斧加深峻敦实遒豪，而又圆融润泽，深沉静穆，令人宝爱。杨茂作品则用漆不厚，刀口亦不甚深，而在所造形象上复以阴线刻画，风格以淡雅清新、精细蕴藉取胜。二人之作代表了雕漆艺术史上的最高水平，是这一领域中的无上珍品。张成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桅子纹剔红圆盘;安徽省博物馆藏云纹剔犀圆盒;故宫博物院藏可能亦属其作的云纹剔犀圆盘。杨茂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观瀑图剔红八方盘;花卉纹剔红渣斗;疑似其作的水仙纹剔红圆盘。
1964年，北京市西城区宝阜大街西口出土的元代青白瓷观音坐像，高达65厘米，观音神态雍容端庄，和悦慈穆，衣纹线条流畅，服饰工细华丽。如此规模巨大、技艺精湛的瓷塑造像，是其他朝代同类作品所不及的。
元代的瓷塑工艺更多的还是见于瓷制器皿所附加的装饰上。虽然这类作品早在五代和宋代即已有之，但元代的艺术表现力更为丰富、细致。最著名的应属景德镇烧制的青白釉建筑瓷枕。其如：1981年，安徽省岳西县出土的镂雕人物瓷枕(安徽省岳西县文物管理所藏)，枕腰塑成宫殿式样，殿内塑有人像十八尊之多，前有主人与侍从，两侧、背后有菩萨、八仙及童男、童女，塑工粗细周到，人物形象各异，无一雷同;1981年11月江西省丰城县历史文物陈列室从民间征集到一件雕塑楼台式瓷枕(江西省博物馆藏)，枕身作彩棚戏台，四面各有演出场面，以四个边疆的情节构成了完整的故事画面。布景、道具毕备，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演出场面热烈活跃，所演内容似为《白蛇传》故事;1973年，山西省大同市郊出土的广寒宫瓷枕(大同市博物馆藏)枕体塑成广寒宫殿式样，大殿内嫦娥居中，前有侍女及玉兔捣药等形象，以高妙的手法将三千银界凄美的神话故事微缩定型于人间。
元代雕塑及其瓷器装饰艺术的美学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然而，若要单说元代瓷器本身的品质，从南、北方各著名窑口的产品来看，其大多明显逊于宋瓷却是毋庸讳言的。其如：钧窑，似已无暇再造宋时古穆庄丽的陈设瓷，产品胎质粗松、釉面干涩、多棕眼，多为不甚艳丽的月白或天蓝色，本已较少出现的红斑，呈色又见呆板，宋器那种红紫交融的自然美已不可觅。耀州窑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产品从以前的全体焕然已退而多施半釉了。磁州窑产品也变宋器胎质的坚密为粗松、釉质的莹白润泽为泛黄而淡薄了。龙泉窑虽早期尚有南宋遗风，产品釉色纯净、滋润、肥厚，胎体亦尚坚好，但中期以后，便由原来幽美淡雅的青色泛起黄来，以至竟有“黄龙泉”之贬称了，釉层也已见薄涩。有人疑其仅上一道釉，似符合实情。胎体也已从先前的坚薄变得粗厚。而景德镇青白瓷釉中所泛的淡青色已见浊重，光洁度亦降低，乃远不及宋器粹美。
尽管如此，也仍不能低估超越了前代水平的元瓷雕塑装饰的艺术成就，而这也并非是仅见于个别窑口的。在钧窑，一改宋器光素的旧貌，出现了镂雕、堆塑等耐人玩味的装饰工艺。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等类器物也附加了兽面铺首之类的塑贴装饰，其美化作用也非常明显。更值得一提的是龙泉窑新出的露胎装饰形式，露胎处因烧造中的二次氧化所致而呈靓丽耀目的橘红色，从主体的青绿色中跳出，形成鲜明的对比。元瓷的雕塑装饰也还见于不少所谓“地方窑口”的产品。
其实，比起雕塑艺术装饰，元瓷更大得多的美学价值是在寓于粗豪表象中的无比谐美，这怕是连宋瓷极品也有所不及的。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器虽品质上佳，但造型比例却不无失调者，而这在元瓷中，无论粗细，却绝少有之。
兹特选一件带有雕塑装饰而工艺甚见粗陋的元代瓷器作为极端之例附图分析，借以印证元瓷粗中有细、藏巧于拙之鄙见。
此器为灰釉塑贴人逐兽纹尊，高21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10.6厘米，胫部微曲，至口沿约1厘米处始略斜直扩广，腹部圆鼓，径足部外张，近底稍折直。以塑贴手法作胎体装饰，主饰为腹部相互间隔的人兽各二，形象两两相同，人物著冠，上衣广袖，下着宽裤，作追赶，指斥状，兽似黄鼠狼而比例夸大，作奔窜状，通观为人逐兽纹，其间传达出人兽之间的紧张气氛，内中寄托的是驱邪避灾的意愿。下有凹、凸弦纹各一周。颈部辅饰为相同的三人物形象，作迅跑状，构思应与逐兽的主题相关。因上、下已无余地再加饰弦纹，因而改在中部稍下处作凸弦纹两道。主、辅饰上这几道弦纹的安排看似简单、随意，实则颇见匠心。主饰纹中上凹、下凸的弦纹设若反之，使凸弦线在上，则必有压顶之感，而凹弦线在下，脚踏实地感又似嫌不足。辅饰中的弦纹如仅作一道，便颇似缚人的绳索，易导致与主题文义大悖，而做成两道即无此嫌。此外，口沿部的凸出处理又使之避免了冒出之虞，同时，也作为一个庄重的开端给全器造成一种严谨整饬的美感。同样的做法还见于不少元瓷器物，如著名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某些元青花罐，甚至罕见的元代哥窑罐以及元代其他窑口的产品，属于元瓷造型的一种典型作法，由于此器为立体的雕塑装饰，故而尤显惬当。
此器纯以手工捏制而成，极见元瓷粗厚的时代风貌，施釉亦甚草率，薄厚不匀，十分明显。但亦如一般元瓷所具的长处，通体各部比例知度，关系和谐，如以雕塑装饰形象生动，设计合理，故仍不失其浑厚壮阔之概。
外国美术评论家，多有将古希腊雕刻、中国宋代瓷器、法国近代绘画、日本现代陶艺并誉为世界美术史上“四大高峰”的。其中宋瓷的列入，不仅是出于国际美术史上的横评，也是对中国陶瓷史纵论的结果。的确，宋瓷造诣的独绝处是后来的明、清瓷虽器所谓“官上官”之作也难以企及的。但是，以豪迈的步伐、特有的雄风紧随其后的元瓷不是又于陶瓷史上别开生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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