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
故事都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普及历史知识的主要方式,历史则是故事取材的重要来源。明朝的历史故事有哪些?以下是学习啦小编精心整理的明朝的历史故事，希望能够帮到你!
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篇一：郭桓案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属于官吏贪污案件。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小富百姓，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百姓对此怨恨极深，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怨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以至于明太祖在建国后十分注意政风甚至达到矫枉过正的地步。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如果有官员触犯贪污罪，则施以剥皮之刑。郭桓案爆发前，空印案、胡惟庸案先后发生，明太祖为了解决官员贪污，逐渐采取法外施刑的方式，而且也越来越重，并且设立锦衣卫以加强监控官员。他曾经感叹说：“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1385年明太祖怀疑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下令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
一、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
二、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
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为此，明太祖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
明太祖令审刑司吴庸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总计一共损失精粮两千四百万担，“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为了追赃粮，演变成全国骚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杀了，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石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曰：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明太祖在《大诰》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郭桓案与之前的空印案坐死数万人，这是明太祖过度重典肃贪的表现，让明朝官员警戒恐惧，时人谓：“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郭桓案因打击面过宽，使不少官员蒙受不白之冤，从而使肃政目标大打折扣。
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篇二：空印案
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实为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明朝时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户部报告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中外历史年表》)，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明太祖朱元璋获知此事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
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辈”的其中一个。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在《叶郑传》文末提到郑士利失败，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 郑士原任官湖广，却因从前任河南任内之事入狱，说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官员。所以被逮捕的人数其实也不过数百人之谱。全文末也未提到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逮捕行动。且在这数百人中还有部份是被充军而非处死。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而一般所称的数万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几个大案推测而来的。 明朝之初整个官员阶层的人数并不多，而经手空白盖印文书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数万人来推算，官员人数应该会严重不足，造成政务运转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难，这也不可能会是朱元璋所乐见的。
关于明朝的历史故事篇三：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是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由宫女们意图杀死明世宗嘉靖皇帝的一次失败事件。由于此事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当时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要以“吸风饮露之道”成仙。古人还有以蕉叶待露的习俗。在园中可植蕉数株，每早，阔叶上必布满甘露，晨起口干舌燥之即，吮吸若干片，可觉甘甜爽口，并有延年宜寿之说。这也只合生在环境尚未污染之时的古人使用，今人断不可取，盖今日之晨露，已囊括了多种金属重粒子矣。可惜明世宗嘉靖帝不懂此法，此人对修道成仙已近于癫狂，为采集甘露饮用，日命宫女们凌晨即往御花园中采露，导致大量宫女因之累倒病倒，遂演壬寅宫变。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用黄绫布几乎把这位皇帝勒死。
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并下令斩首，首犯凌迟处死。而且，连当时服侍嘉靖帝之端妃，也一并斩首。由于此事发生在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壬寅宫变”。
《明史·后妃传·世宗方皇后》记：“宫婢杨金英等谋弑帝，赖后救得免。……是夕，帝宿端妃宫。金英等伺帝熟寝，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同事张金莲知事不就，走告后，后驰至，解组，帝苏。”《明实录》所记与此大致相同，只增多杨金英以下九个宫女姓名：蓟州(有误，别书作“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以上为官书记载。私人著作有张合的《宙载》。张合在当时做刑部主事，亲见此案。这里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如下，以资明经过真相：
司礼监张佐题为谋害事：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着问!”得杨金英，系常在、答应(低级宫婢)供说：“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长(指王嫔、曹妃即端妃)在东稍间点灯时分，商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手里!’(“手”字前可能漏一个“他”字，指朱厚熜，录供时或有意避讳)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是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总搓一条。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姚叔皋(《明实录》作淑翠)掐着脖子。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面上。邢翠莲按着胸前，王槐香按着身上，苏川药拿着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扯绳套儿。张金莲见事不好，去请娘娘(方后)来。姚叔皋打了娘娘一拳。王秀兰打听(当作发)陈菊花吹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来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了。”
这个奏文比官书详细得多，事件的动手情状和曲折过程，历历如绘。然而也尽有蓄意捏造，诬陷不实之处，主要是方后妒忌曹妃得宠，乘机把她打成主谋者之一。结果曹妃同王嫔并宫女等一起被凌迟处死。奏文所云“奉圣旨”，实出方后之意，因为此时朱厚熜身受重创，“病悸，不能言”。在别一《世宗方皇后传》(《古今图书集成·宫闱典》)中记载：“(端)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帝遂衔后。二十六年十一月乙未，宫中火，中官(太监)请救后，帝不应，后遂崩。”这虽然属于宫闱间后妃妒忌私斗，但为弄明内幕情实，却有必要把它揭露出来。
朱厚熜被勒受惊，气息将绝，诸御医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过了七、八小时)，去紫血数升，遂能言。”事后，许绅被“赐赍甚厚”，但不久他便得了重病，心知难愈，对家人道：“熜(上“日”，下“襄”)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明史·吴杰传附许绅》)。这位太医院的长官是吓死的，当时严重紧张之状可见。方后就是乘此混乱形势假传圣旨的。由于曹妃冤死，朱厚熜常感到宫中在闹鬼，曾问阁臣徐阶：“壬寅(嘉靖二十一年)大变，内有枉者为厉。”阶回答说：“彼生而贵近，段受枉，能无为厉!”(明·黄景日方：《国史唯疑》卷七)这个厉鬼即指端妃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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