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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和杨绛的感人爱情故事

析娜分享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很多人都听说过,钱钟书是著名才子,而杨绛也是数一数二的才女。两人可谓天作之合。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关于钱钟书和杨绛的感人爱情故事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如果说,这世间还有我羡慕的真感情,就是钱钟书与杨绛了。

  在他眼中,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她眼中,他是最真的夫父,最博识的学者。

  所谓爱,就是这样了吧!

  人生若只如初见

  有些人,见一面,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名气大,架子也大,像一个传说,在北平的文化圈里传过来,传过去。

  而杨绛,也是一个传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

  他才冠三梁,她艳压群芳。

  这样的两个人,一见面,注定会发生一些什么。

  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他们终于偶遇。

  当时钱钟书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文学青年打扮,但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

  杨绛后来说,他机智幽默,智识过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钱钟书,面对清华“七十二煞”,则觉得她温婉至极,又聪慧无双,他后来写诗,赞杨绛“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他猴急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她也含羞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所谓一见如故,已不足以说明。唯有一见倾心,才恰如其分。

  然后便是书来信往。

  钱钟书文采斐然,情书撩人心弦,杨绛被迅速融化,两人终于谈到了终生。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婚后,杨绛读到英国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棋逢对手,门当户对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

  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无锡人,中国古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出身名门,知书达礼,这种结合,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而除了身份的相配,二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间。

  夏志清曾说:“2 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钱锺书和杨绛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胡河清亦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降的书,我手头有几本,除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而外,其余《干校六记》、《春泥集》、《倒影集》,都是墨酣语畅的精品。

  尤其《干校六记》,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娓娓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杨绛的散文,是璞玉浑金般的存在。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就连钱钟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而钱钟书,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与作家。

  他记忆力超群,国外学者说他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稍有名气的古代小说,随便挑选一段来考他,他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连好汉们使的兵器,有几斤几两,都能背得出来。

  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书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除此之外,明清别集,他至少看过千余种,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说,别人随便拿一部来问,十之八九,他都能复述其中的内容。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了自己的记忆奇才。

  费景汉说,“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

  他的博学,亦是近代史上无人能及的。

  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除了陈寅恪,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而写作,大多数读者,单知道他的《围城》,因为已成幽默文学的范本。

  但他的著作,其实早已等身。《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篇》……不必一一枚举。

  他的小说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古洋味、古董范和学究气。

  而他的古文造诣,亦无人能望其项背。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行水上,自然成文。

  最才的女子,最博的先生。

  最慧的杨绛,最敏的钟书。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婚姻如此,夫复何求?!

  彼此理解,彼此支撑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爆得大名。

  此时正值杨绛创作上升阶段,钱钟书说自己要想一部长篇小说,她毫不犹豫揽下所有家务活,甘当“灶下婢”,鼓励他创作。

  因为急切地想看到钱钟书的稿子,每天晚上,他就把写成的稿子给她看。

  杨绛大笑,钱钟书也大笑。

  两人常常放下稿子,相对大笑。

  “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杨绛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写作时,上海正值沦陷,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想想就令人动容。

  在将生活琐事料理的井井有条之余,杨绛还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镇定地藏好钱钟书《谈艺录》手稿,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真正的爱情,不仅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更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与坚守。

  妙趣横生,童心盎然

  钱钟书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个同学许君,上课时注意一个女同学,钱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流传,他就很得意。

  他会半夜三更,跑出去帮猫打架。

  他会在杨绛午睡时,饱蘸浓墨,给她画花脸。没想到,杨绛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就画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他会在女儿熟睡时,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被他老母亲一顿训斥,不敢再画了。

  上海沦陷的时侯,他和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女儿阿圆天天一起玩。这一群孩子都相差两岁,常在一块玩。钟书变着法儿,或做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脏话”,就赖他们说“坏话”。

  他会每天临睡前,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

  他会在看《西游记》,边看边比划,口中念念有词,时而悟空,时而八戒;一会“老孙来也”,一会“猴哥救我”,手舞足蹈,乐此不疲。

  他会在杨绛生产住院时,每天灰不溜秋地跑到医院去,说:“今天我又做坏事了。”问什么事,无非是墨水染了桌布啦,台灯砸了啦,门球弄坏了啦……

  他会在杨绛晚上把煤炉熄了,早上起来,照样给她端上早饭,杨绛诧异地问:“谁给你点的火啊?”钱钟书笑眯眯地回答道:“我会划火柴了!”

  他会和杨绛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钱瑗说,“我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婚姻有没有活力,其标准之一,就在于两个人,是否还能寻找,或创造出生活的乐子。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因为天长日久的琐碎,寻常夫妻,早已疲倦不堪,哪有心思,去做这些无用的事情。只是计较,只是争吵,只是冷战,只是分居。

  可是,钱钟书与杨绛,却告诉我们,婚姻,还有另一种活生生的存在。

  然后,你才发现,它原来如游乐场,妙趣横生;如早春三月,斑斓夺目;如寻宝图,悬念迭起。

  我一定要比你们晚走

  在牛津,杨绛怀孕了。

  两个年轻的人,拥在一起时,必然有幸福的希冀。

  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可是杨绛却说:“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你看,真正爱一个人,都会希望生一个孩子,有一双和你一样的眼睛,有和你一样的鼻子,有和你一样的灵魂。

  后来,阿媛出生。再后来,阿媛离开人世。

  阿媛去世的第二年,钱钟书去世。

  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1995年,她为《槐聚诗存》给李黎签名盖章时说:“夫在先,妻在后”,那时李黎不解,只觉得好玩,也有些诧异,想她如此博学又西化的人,这方面倒很旧式呢。

  后来读到《听杨绛谈往事》,看到这句话: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死亡已经来了,悄无声息,仿佛生死之间本无界限,他只是脱离了肉身的累赘,消失于空无。

  留在人间的人,却开始泪水长流,亲人已变故人,从此生死两隔,阴阳立判,永世不会相见。然后,大恸来袭,痛不欲生!

  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先﹑后”竟是那个意思!

  她是撑著不先走。

  她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应尽的责任。

  是谁说,真爱一个人,才会在晚年之际,多活一段时日。因为,老伴已去,岁月就是悲伤的凌迟。

  先走的,才是福多的;后走的,都是爱多的。杨绛留了下来。

  而今,先生也已经仙逝。但我没有太多悲戚。我想,之于一个平静而达观的人,一个拥有神性光芒的智者,她应已洞悉,这只是从一条路,走向另一条路,从一片水域,流向另一片水域而已。

  就像她曾经引用过的W.S.兰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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