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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企业家的故事

锦贤分享

  每个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奋斗史,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著名企业家的故事

  著名企业家的故事:80后总裁朱春平在路上的感觉真好

  当同龄人还一脸稚气给父母要压岁钱时,他已经赚取了几万元;当同龄人还在抱怨兼职收入太低时,他已数钱数得手发抖;当同龄人还在为涨工资难而发愁时,他则带领着公司开始冲击纳斯达克市场。

  高一做编程员:首单赚了8000元

  朱春平1981年出生在杭州郊区一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遇到问题总是喜欢问为什么。那时候,朱春平还表现出极强的经商意识。当时外公村子里有很多绿石头,看上去像玻璃一样,闪闪发亮,十分好看。朱春平每次去外公家里玩的时候,就挑拣一些好看的绿石头,拿到自己村子里与其他小朋友换电动机、电动车和剃须刀等小东西。

  初中的时候,朱春平已经开始接触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事物,游戏机、小霸王学习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真正接触电脑是在初三那年,那个时候,电脑少,只有大单位才有。所幸的是,朱春平一个叔叔在中学当老师,学校里有电脑,借助这个机会,他第一次认识了计算机。当时谁也没想到,朱春平一碰计算机就再也离不开它了,直到今天。

  学校白天使用电脑,朱春平就趁晚上没人用的时候去“摸摸”。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电脑上画画、写字,有时候还玩玩俄罗斯方块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春平对电脑越来越熟悉,并且越来越喜欢。在这期间,他也阅读了一些简单的电脑编程方面的书。

  就这样,朱春平开始在电脑上学编程了。边学习边实践,朱春平的编程水平提高很快,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为学校里编一些数据、成绩单、档案馆文件查询、排课等方面的程序。

  初中的经历没有浪费,在上高一的时候,朱春平在学校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一天,一位老师给他介绍了一笔业务,为临安茶城开发一套人事、资产管理系统,老师为负责人,朱春平为助手。

  忙了两个多月,企业给朱春平的老师3万元,老师给了朱春平8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朱春平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当时绝大多数同龄人还在给父母要生活费。

  大二做小电影:月收入超20万

  高三那年,同学都拼命地做习题、复习功课,而朱春平却把大部分时间耗在了电脑上。那时候学校都统一上晚自习,而朱春平则常常溜出去,沉浸在电脑世界里。当时能考入大学是老师和家长一致的目标,而朱春平“不务正业”一心玩电脑,这逐渐引起了老师的“关注”。

  老师一走进教室,首先看看朱春平在不在,如果不在,就让学生甚至自己去“捉”他。大家都知道他就在宿舍玩电脑,不会去其他的地方,结果一“捉”一个准。

  有一次,朱春平在宿舍玩电脑上了瘾,老师走进宿舍他都浑然不知,玩到兴奋处,他哈哈大笑,前仰后合,而此时老师已经在他面前站了好几分钟了。

  朱春平不好好复习功课,一心玩电脑的事情终于传到了父母的耳朵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父母“没收”了他的电脑。

  实际上,朱春平当时玩电脑不仅仅是玩游戏,他还有自己的打算:要开发编写出比书本上更好的程序。

  由于有自己的目标,朱春平对当时能否考上大学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没有精神压力,他复习功课的效果则异常的好。当高考成绩下来的那一刻,老师同学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经常不上自习课的朱春平能考上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2001年9月份,朱春平入学了,在这里他认识了更多的计算机高手,有的对电脑硬件了如指掌,有的对编程则胸有成竹。

  而这一年美国互联网泡沫达到顶峰,浙大校园里也弥漫着互联网的狂热气氛。在当时,只要有人创建一个英文网站,并且将其炒热,马上就有美国公司出钱来收购。朱春平周围不少同学都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有的成了百万富翁,有的甚至成了千万富翁。

  朱春平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走这个“平常路”,他灵敏地嗅到了另外一个巨大商机。他在学校发现,很多同学都喜欢看娱乐视频,但是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娱乐视频不太容易找。朱春平就想,如果自己能提供类似产品,也一定会火。

  于是,他就跑到一些音像店里,买来一些电影和娱乐视频碟片,通过技术将其转换成网上娱乐视频。然后,他找到了TOM网站浙江办事处。

  TOM网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控股的企业,2000年3月在香港上市。2002年,大陆还没有比较强势的门户网站,在这种情况下,TOM网站一头独大,其业务蒸蒸日上,气势如日中天。

  朱春平向TOM网站提出了共同做娱乐视频的意向。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提供视频内容,并研发一个程序,TOM网站就作为一个平台,用户在这个程序上输入手机号码,就能看到电影内容。然后,系统会从消费者手机卡中自动扣除相应费用,用户交纳的费用由TOM网站和朱春平按照一定比例分享。

  TOM网站合作方很快就传来了总部的消息,可以合作。就这样,大学二年级开始,朱春平开始做起了娱乐视频业务。

  由于当时娱乐方式比较少,娱乐视频业务十分火爆。当时每个客户包月30元,朱春平可以分得4.5元。照此计算,在双方合作的半年时间里,朱春平每月收入均在20万元以上。

  那个时候朱春平还在校园里读书,每月他数钱都数得手发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朱春平见自己赚钱赚得这么快,心里都有点害怕,恐怕哪一天出事。

  大三做“家校通”:为他人做嫁衣

  2003年,朱春平灵光一现,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程序架构图,即通过计算机语言将学校里学生的成绩、生活情况等反映到家长手机里,而且可以批量性传达,而家长也可以将想要了解的信息反馈到学校老师那里。实际上,这就相当于给学校和家长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家长能及时了解到孩子的状况。学生都有一张校园通卡片,学校门口则有一个检测仪,当学生走进或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家长手机都能收到孩子已经安全走进或走出学校的信息。如果家长想要了解孩子其他的情况,就发消息到学校,如果这样的家长多,学校就统一将孩子的情况发布出去。

  而这一系统也给学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学校发布学生成绩时,家长不用给孩子要考卷(如果小孩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不愿意把考卷交给家长)就能知道自己孩子得了多少分;而学校要开家长会时,老师只需要发一条信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能收到,个别没有申请这项业务的家长,老师再打电话通知。

  朱春平简单调查后发现,这一业务深受家长推崇。随即,他开始日夜兼程地研发。不久系统下线,朱春平给这套系统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家校通”。朱春平的盈利模式很简单,家长申请“家校通”业务,包月15元,利润由朱春平与运营商按比例分享。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要运营商愿意合作,学校愿意接受,就万事大吉了。他马上找到了杭州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商量合作。

  本来以为运营商会很爽快地答应,但是朱春平错了。他每次去找人家谈,这些富得流油的部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每次谈判,他都被带到会议室,要给这些人讲,合作能给对方带来什么,能带来多大的利润,那阵势像是审讯犯人一样。

  不过这都是形式,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根本不懂“潜规则”——要给相关负责人好处。

  后来,他懂得了潜规则,但每次送东西的时候,人家都会很紧张,因为他都是送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比如礼品、月饼等,他提着一个大箱子在人家公司走廊里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这让对方十分难堪,周围的人也都用冷眼看他。

  后来,朱春平发现了一个规律,他看到那些人长得肥肥的,穿一身像模像样的衣服,再拿一个公文包去送礼十分容易。就这样,他后来送礼不再送很大件的东西,就改为购物卡、电影票、优惠券等。

  那个时候,朱春平还是个大三的学生,瘦瘦的,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公司的“底细”,谈判的时候,朱春平就说自己是公司的技术员,这样别人以为他老板很有来头,就不会太轻看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春平说服了运营商,然后又开始找学校。而学校比运营商更难说服,因为运营商能赚钱,一般都会答应,但是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仅能赚钱,未必能答应。同时,还有很多学校担心,这样会增加学校老师的负担,甚至还涉嫌乱收费。

  找了很多学校,朱春平都碰壁了,就在绝望的时候,一个熟人给他介绍了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是杭州的一所贵族学校,这里的家长们更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学校校长也十分开明。

  朱春平不停地“游说”,同时加上熟人的帮助,校长终于答应朱春平,可以试试他的产品。就这样,朱春平的“家校通”终于走向市场。看到杭州外国语学校做,其他的学校也开始慢慢接受了朱春平的项目。产品已经打开市场,2004年,也就是朱春平大四那一年,他用做小电影赚来的100万元注册了杭州万蓝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做“家校通”业务。那时,朱春平也把自己的QQ签名改为“‘家校通’之父”。

  然而他高兴的太早了,“家校通”业务虽然新颖,也受到部分家长和风投的追捧,但当时更多是家长不理解,学校也认为这将给老师添乱,媒体也不认可。朱春平花掉了100万元,业务也没有大的起色。2005年,也就是朱春平毕业后的第一年,他的公司被杭州上市公司浙大网新用5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

  现在浙大网新“家校通”有300多万家长用户,每户每月9元,仅此项业务,浙大网新每月营业额达2700万元,净赚1000多万元,但是这一切与朱春平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毕业做国际通讯:覆盖180个国家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卖了公司之后,朱春平看着自己亲手创办的业务,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伤心极了。二月天的西子湖风情万种,而在他眼中却全然失色。

  做惯了老板,再去做打工仔,朱春平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上心头。同时,很多招聘单位一看他以前做过老板,都认为他待不长远,就直接拒绝了他。

  最后,杭州一家电力公司“收留”了朱春平,让他做工程师,年薪30万元。主要开发远程看电表的程序,就是电力公司不用再派出员工,在公司就能看到用户的电表数字。这是一项很新的技术,但朱春平在那里待了三天就不去了。

  公司是早上10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压力很大,朱春平看到那里的工程师都十分憔悴,好几天都不洗头,衣服也脏兮兮的。最终,让朱春平离开并不仅仅因为这些,是因为安徽一家做“家校通”的公司。

  当时,安徽这家公司刚刚接触“家校通”不久,很多技术问题自己不能处理,于是就找到了朱春平。朱春平手到擒来,很多技术难题在他这里都迎刃而解,于是这家公司就聘用朱春平为工程师,有技术问题就来找他,月薪是1500元。经历一年多的彷徨之后,2007年,朱春平又嗅到了商机,他又开始创业了。

  一天,朱春平在和深圳公司中兴一位管理层聊天时,对方向他倾诉了在非洲不能通话的烦恼。朱春平听后一振,马上嗅出了其中的商机。此时,朱春平有经验、有技术、有人脉,同时还有了项目。于是,他马上注册了浙江万蓝有限公司,为非洲一些国家做起了对外通信业务,同时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一些软件。而迄今为止,朱春平的国际短信业务已经覆盖到全球180个国家的800个运营商网络,为中国和国际运营商提供运营平台及SMS点对点落地服务、语音漫游服务、漫游服务等。

  现在做“统e省”:欲超越支付宝

  看朱春平做得有声有色,浙江一家投资公司欲给他投资,而朱春平也苦于资金短缺,难以发展壮大。就这样在2009年,双方注册1000万元资金,合作成立了浙江新万蓝科技有限公司,朱春平任公司总裁,而这一年他仅仅28岁。

  由于工作原因,朱春平经常在外面应酬,但是他发现自己要找一个满意的饭店吃饭很不容易,至于饭店有什么优惠活动之类的就更知之甚少了。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有一天,朱春平突然想起了一个运营模式,那就是“统e省”。

  此项业务很简单,就是做消费者和商家的“桥梁”。朱春平开发出一套系统,商家将自己打折优惠的信息提供给公司,公司这些信息以及电子优惠券发送到消费者手机上,消费者可以凭电子优惠券享受到商家优惠。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实际效果,吸引了风险投资公司,2009年5月18日,瑞典投资集团在杭州宣布投资6500万美元,协助朱春平发展此项目。有了资金的支持,朱春平更有了底气,他想让这项业务在今年正式上线。目前,朱春平和他的团队正在为这一项目招商,就是让各个地方的代理商去发展当地的商家和消费者,然后再与新万蓝分享利润。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40多个代理商成功加盟。

  实际上,这样的业务市场上已经出现,比如微软中国等公司也在运作,但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铺开。朱春平要在其他公司还未成型的时候,就占领市场。

  对于未来,他的目标很简单,一是希望“统e省”交易额超过每年近3000亿元的支付宝,二是希望公司能通过此项业务,在未来2~3年内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著名企业家的故事: 黄恺三国杀“杀”进福布斯

  黄恺的低调早有耳闻。但当这个来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纸杯子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横条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几次穿着这件衣服出镜接受采访),随意裹在身上的宽大棉服、运动鞋、凌乱的发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为他是中关村某公司做IT的。谁能想到,这个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就是三国杀的创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岁以下创业者的榜单。

  提起自己这次上榜,黄恺显得十分平静:“我的宣传通知我,我要被选进《福布斯》榜单了,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反正我觉得周围也没人看这个。”

  采访中,他时而自信,谈到“游戏是一门艺术吗”,他笃定地说,“当然是,游戏太是艺术了,和创业家比,我更承认我自己是艺术家”。时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码》,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而和记者辩论起“达芬奇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状态。

  每个问题,他都会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会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思维跳跃,然后又不留痕迹地绕回主题。只有在谈起他面前桌上摆满的桌游产品时,他才略显激动,语速加快。

  然而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却总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巧妙地绕开、推回并反问记者;问到创业初期的艰难,他会问宣传:“哎,我不记得了哎,你说,我有过什么艰难啊?”当记者让他用一个词评判自己,他会说:“我很少评判自己,你看见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最后拗不过,只得说,“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低调可以算一个吧”。

  的确,低调如他。就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黄恺一样。

  “他们不让我玩电子游戏,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戏玩。”

  如果说“天分”这个概念真实存在的话,黄恺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岁,在大多数男孩子还在外面灰头土脸疯跑疯玩儿的时候,黄恺已经开始自己做游戏了。因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对黄恺管教很严不让他玩电子游戏,甚至把他的漫画都封起来禁止他看。在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黄恺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戏。他在纸上画地图、画小人,在地图上打仗。这个游戏被他周围几个比较铁的哥们儿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热爱游戏的黄恺就给自己定了个小计划:以后一定要考个和游戏相关的专业。但那时国内还没有游戏专业。直到高考时,他发现了传媒大学新出的游戏专业。“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样,那个专业好像远远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觉。”

  “三国杀有很多优势是杀人游戏没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专业,黄恺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桌游领域。在网上,他了解到了国外桌游的发展,于是主动寻找国内桌游的门路。“但在国外桌游发展的几十年期间,国内是一点都没有发展的。”阴差阳错间,黄恺在大二的时候去了西直门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着国外的桌面游戏,这个场景让黄恺感触颇多。“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一款桌游的题材和概念是可以让中国人方便接受的,不会像国外桌游那样难以领会。”

  2000年时,杀人游戏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但到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没落。黄恺看着杀人游戏从辉煌到衰败,看着很多“杀人”吧经营不下去,一家家关门,感触良多。“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触了很多国外桌游后,我想设计一款可以改变杀人游戏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国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国”的题材也不是黄恺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之前想过很多题材,甚至想把大学同学、老师、教导主任都作为角色编到游戏里。“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类似的想法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随着想法深入后又不断被否决。就连想到三国的题材后,也经历了漫长的设计过程。”

  “三国杀淘宝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开始把自己做的三国杀放到网上去卖,黄恺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最开始的两个月只卖出去一两套,但是第二个季度就能达到十几、二十套。那段时间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黄恺实话实说,这样的好销量一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他有一种直觉,一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喜欢桌游的人会接触到并喜欢上他的产品。

  的确,黄恺做的手工三国杀在淘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玩的人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广院的客户纷纷反馈,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当时在清华读博,因为一个瑞典朋友,也接触到了桌游。为了了解国内的桌游情况,他随手在淘宝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黄恺的三国杀。而后杜斌和黄恺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创意公司。

  本着对淘宝累积销量的反馈,黄恺清楚地认识到,在现有环境下做桌游创意,前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险,也不会赔掉太多,还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黄恺、杜斌和相熟的三四个同学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当产品做出来时,就觉得当初的争论其实没那么重要。”

  提起最开始创立工作室的日子,黄恺回忆起来都是满脸的笑:“那个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戏测试,就都凑在一个小屋里玩儿。包括给我们做卫生的阿姨,那时候也玩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管库房的资深员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来越多,杜斌和黄恺终于决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黄恺和他的公司成员们经常因为概念或者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因为桌游这个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就从讨论,到针锋相对,最后演变成唇枪舌战,甚至会闹一些情绪。但是最后肯定会做一些让步,多半是我让步。”黄恺说完大笑。“因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会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较真,比如我之前接触国外桌游比较多,国外都是顺时针进行,但大家都觉得可能逆时针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们都会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争论。”说完后,黄恺顿了一顿,补充道:“都是为了游戏。”

  “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多一些。”

  身为游卡桌游的创意总监,黄恺的大部分工作是设计好玩的游戏。最近,他也遇到了压力。“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国内没有人做的,就算在国外,这种以一个公司的形式研发桌面游戏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客观原因,黄恺经常要在游戏的产品质量和出品时间之间做权衡,做妥协。“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为一些事情较真,肯定会影响产品的运作周期。”提起这些不得已的情况,黄恺满脸无奈。

  “我习惯于把很多问题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别人讨论,可能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业的坎坷,黄恺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自己实在想不出来,要么放弃,要么找另外一条路,但就是很少拿出来和别人说。”

  “那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慢慢想,因为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比较多一点。”说完黄恺又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桌游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能玩。”

  现在,黄恺手下带领着四五个设计师,在开发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现在市面上的桌游产品黄恺也会关注,但是“一些原创的桌游时间都还不够长,都是这几年刚刚做出来的,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还有很多都有点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戏,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题材,而忽视了游戏内涵、美术、产品包装,这样的游戏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风声》,我自己就很喜欢。”说到桌游产业,黄恺侃侃而谈。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公平。”黄恺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戏的标准,每出一款游戏,他们就要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分数比例最高的是包装和产品美术设计,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能让玩家一眼就喜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也是让玩家持续玩游戏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戏都有自己的饱和度,三国杀、网游都是这样。”谈到今后桌游的发展趋势,黄恺有自己的担忧,“而且桌游这个圈子现在很小,除了三国杀,其他游戏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黄恺说,自己要在三国杀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戏,让三国杀成为桌游的桥梁:“我要利用群聚效应,让不玩桌游的人通过三国杀接触桌游,再让已经接触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试着做到让大家不会对某个游戏产生厌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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