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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智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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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智慧故事用故事的形式教我们怎样做自己,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成为社会和谐的一分子。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关于教育智慧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教育智慧故事篇一

  最亲的人能够一起活着

  上午开完会,发现手机上有12个未接来电,都是父母的。我的心骤然一紧,电话回过去,母亲号啕大哭。哥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我的整个身体都像浸在福尔马林液中,电话打完,全身已苍白僵硬。

  大我八岁的哥哥当年为了供我读书,自己中专毕业就进了国企,娶了个本本分分的女子过着市井庸常的生活。我比较有出息,研究生毕业后谋得了这份不错的职业,嫁给同样的职场精英袁同,现在有了两岁的女儿。日子,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推进。这个消息像生命里的一个惊雷,令我恍然感到周遭的一切如同虚幻。

  什么能救哥哥的命?除了靠透析维持生命,只有等待肾源。好心的医生提醒我们,需要换肾的患者要排队等肾,能轮到我们头上又配型成功的几率非常微茫。

  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亲人捐肾。二老争先恐后地去抽血配型。他们竭力阻止我参与。爸信心满满地说最好他的能配上,他身体好。妈说她年轻,女人的寿命更长,她捐肾就跟我爸的生命步伐一致了……我搂着十岁的侄女坐在外面,眼泪一次又一次不能抑制地淌下来。

  几天后配型结果出来,两人都失败了,嫂子又跟他血型不合,全家人瞬间崩盘。得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五味杂陈——不是还有我吗?

  这一次,大家没有再全力阻止我。我瞒着袁同去做了配型。三天后,我被通知六个点全部与哥哥吻合。拿到结果,我和父母抱头痛哭,哥哥有救了!

  捐肾是大事,不得不跟袁同商量。不料他一下子跳起来:“你开什么玩笑?如果你哥要用钱,只要我们拿得出,多少钱都给。可这事儿不行!”

  为什么?我有些恼火。他没有看到我的父母争着抢着要捐肾的情形,他没有听到侄女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也不会体会小时候哥哥用工资给我买钢笔、花裙子,省吃俭用的那份亲情。我不求他感同身受,可用一颗肾换一条命,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啊。

  袁同也态度坚决:“我爸有个同事给自己小孩子捐了肾,人才40岁,虚弱得连楼梯都下不了!你如果捐肾就要休息两年以上,以后也会体力不支,公司铁定开除你!你现在不光是娘家的人了,你是属于我们这个家的,你有我、有孩子,有你自己的人生……”

  我的每一个毛孔都竖了起来。他的理由再多再丰满,我只信一条,生命至上。我什么都听不进。

  晚上去医院看望哥哥,他迷迷糊糊地抓住我的手说:“那事……不行。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不能连累你。”嫂子也忐忑地看着我:“小袁知道吗?”

  我一抬脸看到她心急如焚的目光,只得浅浅应了一声:“他知道。他不干涉我。”嫂子如释重负。

  不一会儿爸妈买饭上来,都问我袁同的态度。我撒了谎,当然,他们不相信,因为从我做配型到今天,袁同都没有到医院来过。

  妈妈说:“孩子,这是大事,你得跟家人商量好。”

  曾经父母和哥哥是我最亲爱的家人,可是为什么,当命运的劫难呼啸来袭,我却再不能理所应当地和他们手挽着手共同担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其他的家人,莫名其妙改变了隶属?

  我们分成了两个世界

  哥哥很快撑不下去了。半个月后,他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换肾一事刻不容缓,我和嫂子重新联系了医院。捐肾要家属签字,我们骗医生我离异,手术签字由我父母来签。

  一家人连哄带骗把哥哥转院过去。那个阳光静好的下午,我们初步确定了手术时间。我看着哥哥在白色床单上静静睡着,忽然有种莫名感动。生命是这样无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住你想留下的人。

  傍晚时分,忽然病房外吵吵嚷嚷,我一下听出来是袁同。他抱着女儿在外面冲我父母暴跳如雷:q“我就知道她瞒着我!”看到我,他拽起我就走,同时在走廊里大声喧哗:“这是我老婆,没我签字,我看谁敢割她的肾!”女儿哇哇大哭,我也气急败坏。推推搡搡到电梯口,女儿忽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叫我抱。我一接过来,她的小手臂把我紧紧勒住,生怕我飞了。袁同的声音忽然低了八度:“你要是真捐了肾,至少要少活20年,你对得起孩子吗?对得起我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来负责?”我惊诧地看他,这才发现他刚才的嚣张气焰竟然全部是在作秀。是的,他害怕。他在哀求我。他的自私是因为他爱我。

  父母慢慢走了过来,妈妈的泪痕未干,一说话眼泪又涌了出来:“你们回去吧……”

  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还是不肯走,但是刚才袁同一瞬间的哀凉,使得我准备和他鱼死网破的冲动瞬间熄灭了。我远远看一眼靠在病房门边上的嫂子,能够感到和她同样万箭穿心。

  电梯“叮”的一声到了,妈妈推了我一把,让我走。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踉踉跄跄地被老公拉着、被妈妈推着进了电梯。电梯门轻轻合上,像是把我们分成了两个世界。z爱你的人都希望你好好的z

  我从医院被揪回来到晚上,六个小时了,父母和嫂子都没有打电话来。我能想象到他们的左右为难,甚至连问一下情况都不敢。

  夜里我把电话打过去,我问妈妈:“如果病的是袁同,我也会给他一颗肾。你们会允许吗?”妈妈沉默了半晌,问我:“你要听实话吗?”

  我犹豫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算了。”她哽咽着说:“爱你的人都希望你好好的。我们理解他。”

  我挣扎着,揪着一颗心,安慰她:“我会作最后的努力,尽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哭出声来:“孩子,算了。”

  随后袁同拿了20万给嫂子,并四处联系肾源。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奔波,但是,毫无结果。

  荷花开满池的六月,哥哥没能挺下来。我哭晕在哥哥床头,昏天黑地的绝望和内疚。嫂子也没怎么和我说话。她多少是有些恨我的吧,我给了她希望,又硬生生拿走了它。

  追悼会在哥哥生前的工厂里举行,简易礼堂里,白花满地。我透过那个玻璃匣子看着他的脸。他惨白而浮肿,有些不像他了。那是哥哥吗?是那个年少时为我捕了无数只蝴蝶还汗涔涔地问我够不够的哥哥吗?是那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却坚决不要我的肾的哥哥吗?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带着全家出游,我们的眼睛一起看到那车水马龙,我们的耳朵一起听到这世界的喧嚣——生命如此孤单,我们曾经同行,我却不能伸出我的手……

  彻骨之痛中只希望得到谅解

  若人生可以重来,我唯一的选择将是不在哥哥病愈前结婚。当我们已婚,我们的家庭成员关系得以拓展,我们就必须去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这平衡中有滔天的愧疚与悲伤,有永生无从弥合的遗憾与无奈,但我们只能坚强,含泪前行。

  关于教育智慧故事篇二

  在本世纪初,一个由日本移居在旧金山附近的家庭在那里开创了一项种植玫瑰的产业。他们在一周内的3天早晨把玫瑰送到旧金山。

  另一个家庭是从苏格兰迁移来的,他们家也出售玫瑰花,两个家庭都是依靠诚信获得成功的。他们的玫瑰在旧金山市场上很受欢迎。

  在几乎40年时间里,两个家庭相邻而居,儿子们接管了农场。但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夏威夷群岛,尽管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已经是美国人了,但是日本人家庭中的父亲从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在混乱情形下和被拘审的期间,他的邻居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有必要,他会照顾他朋友的苗圃。这就像每个信奉的家庭能做的那样:爱你所有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你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做的。”他告诉他的日本朋友。

  不久,日本人家庭被流放到科罗拉多州格林那达的贫瘠的土地上,新聚居地点的中心由木质柏油顶的大房子组成,周围密布铁蒺藜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整整一年过去了。第二年,第三年……当日本人家庭还在拘留地时,他们的朋友一直在暖室中工作着,孩子们星期六之前一直上学,父亲常常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有一天,欧洲的战争结束了。日本人家庭告别了拘禁生涯,坐上火车,他们可以回家了。

  他们将看到什么呢?所有的家庭成员在火车站与他们的老朋友相遇了,当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他们全惊呆了,那里的苗圃完整、清新,在阳光下长满了整齐、繁茂而长势良好的玫瑰。

  关于教育智慧故事篇三

  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我所住的城市普莱斯顿,位于英国的西北部,面积很小,即使在英国,它也算小城。

  2月的英国小城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记忆:阴雨、寒风、仿佛永远灰暗的天和盘旋在冷雾中的灰鸽。偶然有太阳稍稍灿烂的中午,狭小的街道却将光明分割开去,我由此特别信服了狄更斯,他为我们刻画的英国真的很英国。但对于因为喜欢莎士比亚而喜欢英国的天真派,如此的第一印象,起码是受到了刺激。

  很难得到英国教堂数量的精确统计,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告诉我,去年圣诞节时,他的一个同僚步行走访了普莱斯顿的所有教堂,可惜他也不能说清教堂的数量。这位牧师那天出现在兰开夏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座卫理公会的教堂。

  卫理公会是新教的一种,它在普莱斯顿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755年,一位叫玛塔·汤姆逊卫理公会教徒来到普莱斯顿传教,此后的几十年,纺织工业逐渐在小城兴盛,追求简洁和务实的卫理公会很快吸引了普莱斯顿市民,1817年,卫理公会搬进市中心第一幢公共建筑——教堂活动。1861年,发了家的厂主们积极赞助教堂重新翻修,原来比较简陋的讲堂添加了玻璃天顶和厅前的巨柱。

  如今,围绕这个中心教堂,卫理公会在普莱斯顿又发展出了11个教堂。“有多少教民?”“1000多人。”牧师说。

  在英国,几乎看不到7层以上的楼房,所有高大醒目的建筑,便一定是教堂。英国的教会分不同派别。不同天主教会组织和不同的新教组织。教理不尽相同,教堂的风格也不一样。仅塔顶的样式,就有箭一般瘦长而尖,直刺苍穹的哥特式,有拱顶立柱尽显辉煌的,也有红砖砌造成凹凸状,以巨型大钟作为顶层标志的。教堂建筑内外都有精美的雕塑,更让人们迷恋的,还有教堂神秘的彩色玻璃。

  兰开夏中央大学据说有2000名中国学生,中国驻曼彻斯特教育处的负责人说,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肯定有1000人以上。站在校园,四面都能看到教堂的尖塔,但实际上去教堂的中国学生并不多。这一点,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大为不同。

  2月中旬,来学校3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在邻居上海女孩的指导下,我找到了中央卫理公会教堂。教堂坐落在与城中心并行的一条街上,教堂内的摆设有点像教室,前方中央是十字架,空出半圆的一片地,类似讲坛,一架古旧的风琴立在左前方。下面是一排排的座位。礼拜10点半开始,进来的人会领到3本书,一本圣经,2本赞美诗,都是仪式上需要用的,用完退回,下次再领。

  一个多小时的仪式中,大家祈祷、合唱,再祈祷,再合唱。讲演的时候到了,儿童们进入另一个房间唱歌。讲演的题目由讲演者自定。礼拜的程序中有捐献和喝茶的内容,我理解,大概有奉献和分享的象征意义。人们将钱装在一个小纸包里,放进托盘,捐献的数额没有限制,也可以不捐。茶很普通,有时会有小点心,大家围在一起,边喝边交流。

  因为有几个中国学生,中午便设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活动。古德太太这时候显得尤其忙,她既负责给中国学生做免费的午餐,又负责免费教简单的英文课。其实参加她英语班的,只有3个中国学生。

  托尼·司堂牧师70多岁,驼背,白发,面善。在他演讲的时候,天顶玻璃正好将光洒在他的秃顶上。没有家庭婚姻,英国真正的牧师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教堂紧紧系在一起,托尼·司堂牧师的空间就是12个教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教堂最有权威的行政管理长官德瑞克·诺司也会出现在教堂,亲自主持圣餐和祈祷仪式。托尼·司堂牧师那天的讲演题目非常现实,它实际上正是英国目前最流行的热点话题之一:英国教堂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更为内在:英国教堂真的老了。这是我站在唱赞美诗的队伍后面最深切的感受。音乐悠扬,歌曲美妙得动人心魄,但是,声音是苍老的,因为,我发现,来教堂参加礼拜的,除了7个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3个40岁左右的家长带了他们的孩子来,所以又有了9个10岁以下的儿童。

  托尼·司堂牧师看到了这种青年人在教堂里的缺失,痛心疾首,他呼吁教堂要高举信仰、理解、学习和奉献的旗帜,要召集青年人在这面旗帜下。

  但是,怎样才能让现代青年人走进教堂?趁着喝茶的时候,我向托尼·司堂牧师提出了问题,他耸了耸肩,表示也很茫然。他自嘲,也许教堂应该有人撤销听讲的座位,用电子琴取代风琴,教大家跳迪斯科等等。

  其实,很多英国青年从小就在教堂合唱团受熏陶,中学、大学一路下来,生活中的各种重大典礼都有教堂活动的参入。

  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教堂只剩下了仪式的空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连这种空壳也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礼拜的时间被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动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竞争挤占。

  面对教堂活动的老年恐慌,已经出现了企图改变的努力。比如,一些教堂强化了音乐的成分;还有一些教堂在礼拜的讨论中加入了毒品、卖淫、同性恋这样一些与传统布道完全相悖的话题。

  也许这种困惑和彷徨会长久地存在,因为生活的改变,因为时代的变迁。但是,美和崇敬已经深深地镶嵌在教堂飞扬的尖顶、精致的雕刻、染色的玻璃和古旧的石缝中。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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