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论文(2)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反思论文篇二
[论文摘要]在环境问题上我国政府先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台了大量的环保政策、 法律 和规章，但环境状况目前仍然严峻。本文从生态哲学的角度对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作了分析，认为当前消费 社会的人们的价值导向及对人与 自然 关系的错误解读使这一现象的出现成为必然，同时也对政府的环境保护 工作从 科学 自然观、生态 教育 和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三方面了提出意见与建议。
我们知道：“环境要素不同于一般的私人物品，它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环保领域不能有效地靠市场手段配置社会资源，需要政府伸出“有形之手”来承担起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重任。由于政府的权威性、不可更移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政府担当着环境保护的重要角色。正如《斯德哥尔摩宣言》所宣告的：“各国政府对保护和改善 现代 人和后代人的环境具有庄严的责任。各国政府应加强现有环境 管理机构的能力和作用。”
一、我国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
中国 政府于1973年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并于1988年 发展 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到了1998年又发展成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最近也有国外学者建议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部，以加强对地方环保机构的监督管理。
1973年国务院在《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中提出一个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三同时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项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环境的制度;1983年宣布环境政策为一项基本国策;1996年为适应市场 经济 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制定充实了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和法规; 2006年2月20日，《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公布;2006年2月22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公布;2007年4月25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宣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将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虽然政府的环保职能在不断加强，然而中国环境整体上现在仍不容乐观。2007年7月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简称OECD) 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长达300余页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 报告。OECD非成员国环境理事会主任布莱登·基尔斯贝说：“我们承认中国的进步，但是中国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些城市的环境状况非常差，半数的城市水质量不过关，垃圾的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垃圾处理能力。”理事会主任洛伦森说得更为形象：“你能明显地感受到这里的空气污染，甚至都能闻得到”。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者，排放量正在日益接近美国;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国，而且滥用农药的现象依然普遍;中国的沙尘暴飘到了美国西部、酸雨袭击了韩国和日本，而长江的垃圾则冲上了日本海岸;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木材进口商，进口全球大约50%的热带雨林木材……
二、政府失灵的原因及其哲学反思
何以会在环境保护中出现政府失灵?社会各界人士已开始关注和反思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认为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是让环境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只靠环保部门孤军作战，事倍功半。何以会有对经济的片面追求?何以会有环保部门孤军作战?笔者认为环境保护的政府失灵绝不仅仅是 政治 问题、经济问题或者科技问题，它的出现存在更深层次的 文化、哲学等精神方面的原因。
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飞速发展，其科技进步、社会繁荣、国力昌盛均被看作人类幸福生活的样板，成为世人仰慕、效仿的对象。当资本主义 工业 文明带给中国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给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等价值导向。在这些的价值导向影响下，人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此生此世的快乐，最实在的事情就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感性欲望的充分满足，个人的价值和地位都只能由他们所消费的商品的档次和品牌去标识……同时环境问题也源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曾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些思想充分说明主客体之间是建立在 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错误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
政府决策者自身也被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思想给左右着：一方面，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往往对经济有特殊的偏好。OECD副 秘书长马里奥·阿玛诺指出，导致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机构执行力度偏软”，中国国务院和环保总局等部门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政策执行效率低 ;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往往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自然的力量，导致了在“生态建设”中极容易有意、无意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个县花了近2000万元，不切实际地在年降水不足350毫米的丘陵高地建设一条长62公里、宽124米的“形象工程”林带，但这条林带的杨树成活率最多为20%，成活的杨树也是“小老头树”，结果在大旱之年留下了一排排干枯的树棍。是他们不懂生态学知识?还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样的结果?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现在所谓的环境保护更多的是政府一种被动、消极的行为，它根本只是在协调人与人之间(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只是其中涉及到了环境资源的利用问题。当然导致中国当前严重环境问题的原因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多而复杂，笔者从思想观念角度分析的政府失灵也只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众多成因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环境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政府，客观上仅中国的人口就足以可能引起巨大的环境灾难。
三、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首先政府决策者需要树立科学的自然观
近几年来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过无论结果如何并不会对于我国环境产生多大影响，当今社会真正影响人们思想的人还不是他们，即便是哲学家们在改变人们思想上的影响还不如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导演，这样一来也就把树立正确自然观的重任交给了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人类要面对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人同自然的和解”指的是人主动调整去与自然实现一种和谐的状态。他们认为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比他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我们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人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自觉承担起保护自然的重任。这种自然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蕴涵了鲜明的生态取向，既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夸大，又超越了那些盲目崇拜、消极顺应自然的思想，是一种在更现实、更科学的基础上人类自觉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
近年来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关注并积极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在思路上的一大转变。江泽民鲜明地提出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胡锦涛于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 专题研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华文明不必非要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和其他文明一较高下，但可以为走向生态文明、走向精神成熟而为人类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二)加强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态 教育
有研究表明， 工业 污染只占总 环境污染源的41%，而家庭污染却占59%。当前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重“ 管理”轻“教育”，不但全民环保意识难以提高，反而使自己陷入相对孤立的境地。
保护环境不单是政府之事，也是公众之事。政府应加大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环保教育的投入，“管”、 “育”兼并。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教育，既要转变人们在消费 社会的价值观，也要转变人们的 自然 观，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信息文明时代我们开设了 计算 机的各门课程，在生态文明时代同样需要开设环境保护的各类课程，至少不能让人们因为愚昧无知而破坏自己的家园。
(三)积极参与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
一方面，我们要向国际上生态环保先进国家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环保机制和 经验，更要学习他们的环保理念;另一方面，结合我国人口、资源、环境、 经济 和社会 发展 的具体国情，制定出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环保策略。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保护环境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政府应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呼吁世界各国将无谓的花在核武器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放在研究如何建设和平美好的家园上来。
2005年6月，英国《自然》杂志推出探讨 中国 环境问题的封面文章《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其中作者写道：“它(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冲力将更加强劲。在过去的20年，中国已经铸就了一个经济奇迹。我们希望，未来20年，中国也能造就一个环境奇迹。并且确立一个好例子，让其他国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将不仅影响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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