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活的关系论文(2)
哲学生活的关系论文篇二
编者按：我们很多人喜欢严肃认真的哲学研究，却并无在哲学界谋个差事的兴趣，我们喜欢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哲学，探讨的都是实际问题，如朋友去世后如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若身陷道德困境，如何积蓄勇气采取正确行动，以及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等。本文恰好描述了这种人的背景和视角。
“过去30年，我们对西方哲学史的理解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最近出版的三本书让我们见识了这种范式变革的意义和广泛程度：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经过审视的生活：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萨拉·贝克维尔(Sarah Bakewell)的《如何生活：蒙田的人生问题和20个答案》、贝坦尼·休斯(Bettany Hughes)的《毒酒杯：苏格拉底、雅典和美好人生的探讨》。这场革命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某些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古代哲学家但也包括蒙田、卢梭、叔本华、尼采等现代人)希望他们的哲学不仅仅是一套教义或纯粹的思想内容而是有关人生的艺术。像大部分革命一样，最明显的一点是这场革命触及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
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观点的核心是激进变革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 (1845)中，马克思提出了挑战西方认识哲学的方式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把哲学理解为“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改变哲学家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说法有个明显的缺陷，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改变的意思是什么。革命家和宣传家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改变世界，结果却是社会陷入各种各样的麻木和昏睡状态。在革命开始前空谈革命是毁掉革命的最好方法。生活在外表看似五彩缤纷实则没有任何真正变革的世界，我们很快就感觉不到任何的不舒服了。
变的越多,不变的就越多(Plus ?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另一方面，若一个人非常不幸地遭遇了革命，他将发现很难摆脱必须改变自我的那种绝情。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借用里尔克(Rilke)的警告“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Du mu?t dein Leben ?ndern)作为新书的标题，现在听起来似乎更加严厉。
在对西方传统的这种理解中，学习哲学的主要理由不是要更多了解世界，而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特定时刻的生活状态的不满意。有一天，你突然痛苦地认识到生活中丢失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你的现状和你的理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空虚感已经在一点一点将你吞噬。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不存在了。(苏格拉底用来表示他正在做的事的术语‘助产术’(midwifery)肯定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把他周围的那些人放在哲学的严厉审查之下，好让他们进入适当的存在状态)因此，哲学已经预设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厌恶。这或许说明哲学思考就是从意识到羞耻开始的。如果你对自我非常满意，如果没有感到羞耻之事，你就不需要哲学了。你的现状已经很好。
这是阿多对古代哲学史的解读的起点。在1970年代后期，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 (1922-2010)开始使用“灵性的修炼”来描述古代哲学家所做的事。这个术语是他从____圣徒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那里借来的，但是其应用范围明显被扩大了。这样一来，阿多认为他让这个词回归了本义：“圣依纳爵的灵性修炼(Exercitia spiritualia)不过是基督__的希腊罗马传统。从最终分析看，我们必须回归古代才能解释灵性修炼的观点的起源和意义。”
“灵性的修炼”是清醒的自我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和习惯，用来使用和训练具体的人性潜能：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自我控制力等。这些是自我实现的窍门，其“目标是自我塑造或教育(paideia)，是教导我们如何生活。”阿多详细讨论了首先在希腊出现后来在罗马哲学界推行的若干“灵性修炼”法。例子之一是“关注当下”。通过关注当下，我们可以把自己从挑动我们情绪的过去和将来的“激情”(我们都无法控制的东西)如懊悔、恐惧、担忧、愤怒、悲伤中解放出来。关注当下也让我们形成一种“全局意识”，帮助我们认识到“每个时刻的无限价值”。类似的，对未来困难和苦恼的思考(praemeditatio malorum)是另外一种灵性的修炼，预设了对坏事的清醒意识(如贫困、痛苦和死亡等)，这些可能随时降临到我们头上。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学会一旦遭遇这些不幸该如何对付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了解我们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我们获得了对未知内容的控制。举最后一个例子，“从上面俯瞰”帮助我们认识到如果放在更大的宇宙画面中的话，我们像蚂蚁一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种修炼旨在治疗我们傲慢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的毛病。
1981年，阿多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著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灵性修炼》(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其英文版由迈克尔·切斯(Michael Chase)翻译而成。本书的崇拜者之一是福柯，他早已在期刊上读过阿多有关“灵性的修炼”的文章，所以不遗余力地为本书做宣传。阿多的文笔冷静和朴素，不像法国其他哲学家(包括福柯在内)，避免使用华丽的修辞和不必要的概念纠缠，写作风格甚至带有一种禁欲的色彩。人们可能纳闷，这个最没有法国典型色彩的法国哲学家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征服世界呢?在法国哲学以风格华丽著称的喧嚣中，谁会注意到这本朴素的作品呢?但是他确实征服了世人，或许沾了福柯这个大名人的光。虽然有时候受到挑战，他研究古代哲学史的途径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赢得了稳定的追随者。后来，在1995年，他在《何谓古代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英文版于2002年出版，中文版《古代哲学的智慧》由中山大学张宪教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译注)中给出了更详细的回答，不过，基础早在1981年抓住福柯想象力的那本书就已经奠定了的。
阿多认为，我们从古代人那里学到的教训是哲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人都改变自我的邀请。”哲学探索就是重新创造自我。哲学是“对话，是对个人存在和生活方式的改造。”阿多没有轻易使用“改变信仰”一词，该词借自宗教术语，因而带有引人注目的存在深度。在任何人的传记中，改变信仰都是重大事件，就像经历了死亡和重生一样，正如阿多自己说的“整个人生被彻底颠倒过来。”
改变信仰者是获得了崭新自我的人。这种改变可能是宗教信仰，也是可能是艺术信仰、政治信仰或哲学信仰，但结果一样。阿多相信这种彻底转变的想法对古代哲学家表达其行为的方式来说非常重要。在考察了古代几大哲学流派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哲学家都同意在哲学观点转变之前有一个焦躁不安的动荡期(un état d’inquiétude malhereuse)。他们被激情所折磨，满腹狐疑和焦虑，既不能过真实的生活，也不能做真实的自我(il n’est pas lui-même)。所有哲学流派也都同意，人们可以从这个状态走出来，能够过上真实的生活，改善自我，改造自我，达到一种圆满的状态(un état de perfection)。
哲学观念转变不是从一个随机的自我转变为另一个自我而是“变成自己渴望的样子”的过程，即尼采喜欢说的获得“真我”的过程。在转变之前，这个人或许是个大人物，但并非真实的自我(il n’est pas lui-même)。无论在其他背景下哲学还有别的什么功能(如社会批判、普遍性的世界观、语言分析等)，这里强调的是哲学是塑造自我的有效工具。
古代主要哲学流派的共同点是一套基本实践：“学习生活”、“学习死亡”、“学习对话”、“学习读书”。像禅宗佛教，做任何事都有“正确的方式”。有时候，阿多谈话似乎不是指古代哲学家的世界而是我们当下的世界：
我们已经忘记了怎样读书：怎样停下来休息，怎样摆脱忧虑、回归自我，不再寻找细微的差异和独特性而是平静地思考、仔细地体会，让书本讲给我们听。这同样是灵性的修炼，而且是最困难的修炼之一。
如上所述，阿多的古代哲学史途径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福柯在《爱护自身》中用“培养自我”的说法重复了阿多的议题。这里“存在艺术” (techne tou biou)的主宰是“个人必须爱护自身的原则。”该原则确立了自我的经济学框架，“确定必要性，主导其发展，组织其实践。”福柯觉得“关心自我” (heautou epimeleisthai)扎根于希腊文化的最深处。他列举了一系列被称为“自我实践” (pratiques de soi)”的思想和精神实践，古代人就是通过这些实践而完善了自我。
福柯的最后一本书，即三卷本的《性史》是在他1984年去世前出版的。特别是第三卷《爱护自身》(Le souci de soi)可以明显地看到受阿多影响的痕迹，把古代哲学理解为灵性修炼。多亏了福柯在全世界的大名，这个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但是因为他英年早世，福柯的最后一个课题还有很多没有完成。如果他再长寿一点，可能会提出更多有关西方哲学“爱护自身”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未完成性”本身绝非偶然，难以置信的地方是，它恰恰是个活生生的证明，支持了一个人成果不仅包括生而且包括死的观念。
不管是阿多的灵性修炼(exercices spirituels)还是福柯的“自我实践”( pratiques de soi)，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观念是哲学家进行的哲学研究不是关于世界而是关于自我的。哲学研究就是自我塑造的实践，是投身于实现自我的工程中。
难怪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的前一本书是福柯的思想传记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字面意思是福柯的激情)哈佛大学出社2000年，中文版请参阅高毅译的《福柯的生死爱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译注)。在这本《经过审视的生活》中，米勒考察了12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狄奥根尼、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奥古斯丁、蒙田、笛卡尔、卢梭、康德、爱默生、尼采)，福柯本人也可能会选这些人。可以说该书就是围绕同一个主题的一系列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小传记，旨在帮助我们认识到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认识自我和爱护自我的修炼。米勒书中的英雄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哲学的实践者。他们是思想家，但他们最主要的兴趣不是提供有关世界的理论认识(虽然最后结果如此)而是描绘在这个世界生活或改造世界的路线图。
潜伏在米勒途径背后的是苏格拉底的核心观点，“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自我审视中可能有一些黑暗的、令人担忧的、甚至危险的东西。考察自我不是要走上幸福之路，米勒是个非常敏锐的分析家，决不至于忽略下面的内容：
对任何一位希望得到幸福、或政治智慧、或救赎的人来说，哲学式的自我审视实际上往往既能带来自我信任又能引起自我怀疑，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谨慎的政治行为也有鲁莽的公共行动，既有救赎的宽慰也有自找的精神折磨。
有时候，自我审视是个诅咒，自我审视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福柯说“爱护自身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妙方。”从本质上说，自我审视是痛苦的挣扎和自我克制。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但经过审视的生活可能让人活不下去。哲学家愉快地宣称“认识自我”，但是他们常常忘了提醒人们伴随这些知识而来的是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毕竟，正如福柯注意到的，看清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性确实不是令人舒服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任何追求智慧的严肃探索(哲学的定义本身)都开始于自我审视，而开始自我审视的人面对的往往是令人十分痛苦的世界，里面充斥着内心的挣扎、绝望的漂浮感、甚至个人灾难。
但是，这并非整体的画面而只是一个开端。虽然这个旅程或许给你的生活带来威胁，但其最终目的地还是值得让你去冒险。
从尼采1880年1月写给奥托·艾泽医生(Otto Eiser)的信中，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到人生旅程的困难和自我审视者战胜生活后的独特欢乐。
我的存在是个可怕的负担，我本来早就应该了却此生，但是我实在想做一些实验，看看在忍受痛苦或彻底放弃的时候，心理和道德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此外，我从对知识的渴望中得到的快乐把我推向能够战胜任何折磨和绝望的幸福之巅。
正如尼采建议的，不管生活是多么难以忍受，自我审视的生活都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重新获得人生的尊严。经过审视的生活因而成为改造了的生活。在此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就是一种表现。它不是我们讨论了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色诺芬(Xenophon)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指出，苏格拉底说“如果我没有在正式文件中暴露我的观点，那就看我的行动吧。难道你不觉得行动比话语更可靠吗?”
如果要保持有意义的东西，哲学并不一定要把自己限定在描述事物上，它必须促使事情发生，必须促成变革。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的核心或哲学的居住地并不在书本或学术论文里，而在哲学家的身上。除非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否则哲学的存在就是不适当的;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就是道成肉身。____从这个见解中得益甚多。结果，在此传统中，哲学家的传记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如果哲学体现在哲学家的生活中，并以此得到“确认”，那么，这种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哲学性的，学习生活与学习哲学文本并无不同。正如我们从哲学家的文本中寻找证据的可靠性和论证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能从哲学家的生活中比较其言论和行为是否对称，行动是否有持续性。蹩脚的论证可能会掉哲学家的声誉，而传记中的缺陷同样会毁掉他的声誉。如果哲学家言行不一，那么，她本人就证明了她的哲学并不可靠。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哲学家的生活是有脚本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她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做的事必须与她说的人们应该做的事保持一致。每个手势都必须符合整体的逻辑，任何偏差都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比如，假如苏格拉底乞求雅典法庭的宽恕，人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软弱，但这个姿态将严重削弱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影响力。而这些哲学家的生活中没有“传记事故”。
哲学作为具身化的观念的必然结果之一是重新认识到传记作品的重要性，这一点意义重大。现在，哲学家的生平故事并不是一些孤立的逸闻趣事，而是结构圆满的叙述，目的是为了指导和塑造读者的心灵。米勒说“讲述思想英雄的故事在古代哲学流派中发挥了塑造作用。这些叙述的必要性促使人们提高理想化叙述的技巧，这些叙述能够发挥启蒙和塑造心灵的作用。”通过了解哲学家的人生故事，充满同情地理解其思想和行为的工作机理，我们得以塑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虽然詹姆斯·米勒的途径有明显的福柯式路线，但萨拉·贝克维尔和贝坦尼·休斯则没有。他们不提福柯或阿多，甚至连顺带提及也没有。如果考虑到他们分别采取的蒙田途径和苏格拉底途径是如何适合把这些作为“人生艺术”的解释，这种忽略就特别令人困惑。它也与某种非理论性的精神(或许是故意的)有关，两本书都可以隐约感觉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忽略也说明哲学的这种解释已经深入人心，司空见惯了。
萨拉·贝克维尔的书名《如何生活》是对“励志自助”类图书的讽刺，她的书显然并不属此列。她探讨了蒙田的生活和作品，明确无误的目的就是从中挖掘出哲学意义的“人生艺术”。结果是它与其他传记完全不同，它对蒙田的心理和文化世界的重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贝克维尔相信，这个世界的关键是人该如何生活。这是包含多个层次的大问题，有时候具有流动性，绝对不能与狭隘的伦理问题“人该如何生活”混淆。蒙田或许对后一个问题也有兴趣，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竭力弄明白“如何过一种美好的生活，即正确的、值得称道的生活，同时充满温情的、惬意的、幸福的生活。”这个问题贯穿蒙田传记的始终，无论是他辞掉工作，还是旅行、参政、退隐、对付病痛、最终有尊严地死去都与此有关。蒙田在寻找和发现“如何生活”的过程中成就了他自己。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蒙田不喜欢他那个时代的“学院派哲学家”;觉得他们的哲学没有多大用途。正如贝克维尔注意到的，他“讨厌这些人的迂腐和抽象推理。”但他完全被另一种哲学征服了，“这种实用的哲学探讨各种实际问题，如朋友死了如何摆脱悲伤、如何鼓足勇气、如何在道德困境下行动、如何让生活更充实等。”苏格拉底、西塞罗、塞涅卡、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等人成为作为人生艺术的哲学的脊梁，也是蒙田随笔中自始至终不断谈及的哲学家。
《随笔集》是善于探索的人所留下的独特文字，是他的人生艺术的见证。该书没有清晰的结构，也没有完整的计划或清晰的论证路线。更常见的是蒙田忘了他要去哪里，如果他真的有个目标的话，而读者也不知道书中给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贝克维尔注意到蒙田讲的事情“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比如他喜欢的唯一水果是西瓜;做爱时，他更喜欢躺着而不是站着;他不会唱歌;他喜欢与活泼的人结伴;常常为机敏巧妙的应答所折服。”总之，贝克维尔说，该书粗糙、混乱、稀里糊涂、“稀奇古怪”。
我们为什么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呢?从普通的文学标准来看，这种书本来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它一下子成为畅销书真的让人不可思议。但是，《随笔集》不是一般的书，它有时候晦涩难懂，有时候清晰如画，我们知道本书的异常之处不是它的话题而是它的过程，即揭示作者的自我形成过程，他就在每一页的书中，就在我们面前。书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但这只是意味着本书最终是写作本身，并以此确立了人的自我。蒙田是在好朋友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死后开始写作本书的事实以及书中反思死亡的很多内容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独特性。它是作品也是哀悼行为，与死亡亲密接触是作家能通过的最重要考试。
最终，休斯的《毒酒杯》是对苏格拉底及其世界的“物理性”探索：描述了苏格拉底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他遭受痛苦，感受快乐;他出汗、做爱、吃饭、打嗝、吐痰、撒尿、拉屎。也就是说她探索的不是“哲学地图而是人的地形图。”她认为，实现此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在他所在城市的物质世界里寻找苏格拉底，因此她的书“目标是描述苏格拉底居住的雅典，塑造他生活和体验的地方而不是对这个城市的记录或者推销。”为了写这本书，休斯不得不在雅典等地重走苏格拉底的道路，观察苏格拉底本人可能看到的事物、风景和城市风貌，聆听他本人可能听见的声音，品味他本人可能闻见的味道。休斯途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使用了苏格拉底的文献，而且使用了苏格拉底时代在雅典可能使用或看过的物品(硬币、建筑物遗迹、纸草书卷、工具、艺术品)。
对有血有肉的苏格拉底的描述当然是休斯著作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这个人可以说是仆从桑丘·潘沙(Sancho Panza)而不是大名鼎鼎的堂吉诃德。通常，主流文献中有关苏格拉底的生平故事都是被置于庄严的悲剧框架中，描述一个与城市作战的孤独的、勇敢的思想家，戏剧性地刻画越来越激烈的冲突、审判和悲惨结局。但是，在休斯的书中我们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成了喜剧人物，虽然没有彻底消除悲剧因素。
他还能在哪里?他是石匠的儿子，一个长相丑陋、撅着肚子、步履蹒跚的怪人和天才。他明白凡人的生活是多么脆弱和愚蠢，同时又多么庄严和神圣。他是一名战士，因为英勇无比而受到称赞，就像冬天战役中的雪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令人尴尬地束手就擒。
重要的是，这个有血有肉的苏格拉底并不想让我们成为圣人，只是变得稍微好一点而已，他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现实主义者，对丑陋的世界看得玲珑剔透。难怪他的哲学不是无法通融的真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恰当的答案，不是作为产品的智慧，而是更深入、更连贯的思考。”
在书中某些地方，萨拉·休斯使用了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的例子解释苏格拉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他的哲学。在他看来，那个哲学是身体的表现，在故事中通过他与其他客人的互动中表现出来。正如休斯敏锐地观察到的，他与其他客人的关系可以用“亲近的、友爱的、身体接触的、牢固的、挑逗性的、喜欢的”等形容词来描述，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毕竟，它或许证明哲学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关欢宴的科学，帮你明白如何坐下来与身边的人敞开心扉地交谈。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场合，苏格拉底暴露了深埋心底的秘密“在雅典暖和的夜晚，围着矮桌喝酒、聊天、吃东西，他再次证明了自己是研究人的哲学家，一个没有把形而上学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人。”通常他喜欢戴着面具和伪装，喜欢挖苦讽刺，喜欢矫揉造作,或至少这是哲学家临死时塑造的形象：怪异的、不合时宜的、令人难以容忍的人。
把所有这些内容考虑进来，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事实，即本文描述的不过是认识哲学家著作及其生活之间关系的方式而已。把哲学作为人生艺术虽然在古代哲学家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甚至在现代一些哲学家(如蒙田和尼采)中也是如此，但是它决非20世纪或21世纪哲学的主流。如今，哲学首先仍是一项“工作”。哲学家们研究结束之后，绝对不会把它带回家，而是把哲学留在办公室封闭的房间里。他们写的著作或许十分精彩，但并不打算改造自己的生活。今天，哲学改造只能引起怀疑和猛烈抨击，即使真的出现也往往遭到拒绝。哲学家的著作与哲学家的传记完全是两码事，分别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或许作为这种主流认识的具体体现，哲学家行为糟糕的生活不再被视为对其哲学的伤害。从哲学上看，两者毫不不相干。在古代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竭力践行其哲学实践，过“狗一样的生活”。今天，哲学家在原则上即便像猪一样生活，仍然被视为有能力撰写出不朽哲学著作的人。即便遭到批判，那也是因为哲学著作中的缺陷或论证的弱点或缺乏内在的一致性，而不是批评家看到了他言行不一。
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么简单。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版了《存在与时间》，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有人曾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著作。仅仅几年之后，海德格尔却一度加入纳粹党。他的政治参与常常被认为是该哲学家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我们感到震惊，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的震惊源于哪里呢?因为一个叫马丁·海德格尔的德国人加入了纳粹党的事实吗还是一个叫海德格尔的伟大哲学家加入了纳粹党呢?如果是后者，我们为什么感到恼火?这难道不是我们对海德格尔令人愤怒的政治选择所表现出的失望情绪吗?我们是否有一种哲学家的人生应该与其哲学相符才好的期待呢?虽然这种期待可能比较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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