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家的大学论文(2)
关于哲学家的大学论文篇二
哲学家的本质
【摘要】在《理想国》第六卷开端，苏格拉底和众人已经探寻出了哲学家“爱智”这一大特点，接下来，他还慢慢带领众人引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备“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这些天赋。但是，除了以上的这些天赋，苏格拉底还提示和暗含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还要具有以下几种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中被苏格拉底看重或者多次提及，而且也是苏格拉底一生所践行的原则。
【关键词】哲学家的本质;对真理寻根究底;追求“善”;灵魂不朽;崇拜哲学
西塞罗曾说过：“由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关注数字和运动，探究事物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因此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唤回到尘世之人，他甚至把哲学引入寻常人家，迫使哲学问题追问生命与风俗习惯，追问好与坏。”
在苏格拉底之前确实出现过许多哲学家，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曼尼狄斯、季诺、毕达哥拉斯，等等，不过他们研究的是天文等自然现象，探索的是事物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形成和规律，他们还没有发现，经过提问和互相辩论可以归纳出人类内心的变化，他们只是认为，解决内心疑问的唯一方式是使自己与自然相通，借自然现象验证心灵。但是，苏格拉底要探寻的哲理却不同于他之前出现的这些哲学，而且也不能用他之前的这些哲学来解答，因为他关注更多的是伦理方面的哲学。在《费多》篇里面，苏格拉底对他为什么要在这方面进行转变做过一个描述：“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学习所谓自然科学有非同寻常的热情。我觉得知晓事物产生、灭亡以及持续存在的原因是了不起的。我不断地改变方向，主要是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有生之物是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产生于热和冷的发酵作用?是由于体内有血液我们才能思想呢，还是由于体内有空气和火我们才能思想?或者根本不是由于这些东西，而是大脑给我我们提供了听觉、视觉和味觉等官能，从感觉产生记忆和意见，记忆和意见被确认就形成了知识?’然后我又去考虑这些官能怎么会失效，并且研究天文地理，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唯独我不适合进行这种研究。”苏格拉底说自己不适合“这种研究”是自谦之词，实则是他认为那些哲学并不能很好地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为探寻真理而穷尽一生，不管遇到的阻力有多么大，对他来说，每一样事物都隐含着常人不易察觉的真理，这些真理对他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当然，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说主要在于伦理学方面”，而且他还从伦理学的方方面面去探寻过哲学家的本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卷开端，苏格拉底和众人已经探寻出了哲学家“爱智”这一大特点，接下来，他还慢慢带领众人引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备“良好的记忆、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这些天赋。但是我认为，除了以上的这些天赋，苏格拉底还提示和暗含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还要具有以下几种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中被苏格拉底看重或者多次提及，而且也是苏格拉底一生所践行的原则。
一、“下面我们该讨论什么问题呢”――对真理寻根究底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提问题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模式，即：X是什么?X代表了苏格拉底所要探寻的对象，如“善”、“正义”、“勇敢”、“美德”，等。而且他总是用正反对比、类比论证来层次分明地将问题层层推进，慢慢引导众人将事物真理上面的遮盖物一层一层揭开，最后让事物的本质裸露在众人的面前。
和苏格拉底同时代还有许多诡辩家，但他们都只是一群见风使舵，以解说知识为生的人。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很有关系。在民主政治的体系下，只要聪明，能迎合大众心理，掌握人的情绪并受过相当的教育，就能取得权利与名誉。而诡辩家的兴起，就是由于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当时的青年心中充满了政治欲望、求知欲和升官发财的梦想，于是诡辩家应运而生，教导青年如何平步青云。诡辩家已经觉得必须探讨人性，于是鼓动如簧之舌，游历各地，教导青年。他们研究人类的方法与苏格拉底不同，他们的目标不在追求真理，只在‘使人信服’，所以不顾事实，用奇怪的譬喻，生僻、闪烁的言词和吓人的气势讨论问题”。因此，这些诡辩家们为当时的发民众所赞扬和吹捧，让民众们心甘情愿地拜他们为师。当时名词比较高的诡辩家是普罗泰哥拉，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权衡者，存在者则见其为存在，无有者则见其为无有。”这句话的意思即是说，只要自己认为那是真理，那它就是真理，只有自己才是利益的权衡者。但这些诡辩家是苏格拉底所鄙视的，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诡辩家只是教人用花言巧语、闪烁其辞来迷惑对方，如果他们在用言词说不服的时候就会用行动来强加于人，而这样做是非但不能得出真理，反而会与真理离得越来越远，因为真理是要靠辩论与证明才能得出，不能凭主观决定。因此苏格拉底讽刺诡辩家“是把灵魂当做商品的人，好像在做批发商和零售商”。
二、“制定出美、正义和善的法律”――追求“善”
“一个人所能做的最感伤的事就是讨论善的问题和其他我所谈论过并以此检验过我自己和其他人的题目;不讨论这些，就是虚度时光，不以这些来检验生活，生活就没有价值。”这是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所说的一句人生格言，可见他是把善的问题提到了人生价值的日程上来了，证明了苏格拉底对善的问题的重视。而且从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中叶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也是多次提到善的问题，并且追求“绝对的善”，认为“绝对的善”才是最为完美最为高尚的，否则便是有欠缺而不能加以运用，正如《理想国》中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有一点点够不上真实存在事物的水平，都是绝对不能作为标准的，因为任何不完善的事物都是不能作为别的事物的标准的。”而且苏格拉底追求的善还是与实际利益相对的，并坚持认为人不应该只关心实际利益而忽视了善的追求，那样做对人和国家是没有多大利处的，而反倒是善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的幸福。这是他在《申辩》篇中对众人的劝诫：“我只是尽量去做我认为对你们最有利的事情：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财富不能带来善，而善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幸福。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
当然，苏格拉底追求的“绝对的善”并不是善的具体形式，换句话说，是“善的理念”，他在《费多》篇里除了说到的“绝对的善”之外，还说到“绝对的实在”、“绝对的美”等，这些也可以换句话说是“实在的理念”、“美德理念”等。“理念论”基本上贯穿了苏格拉底的整个哲学思想，在《理想国》第十卷，苏格拉底举了工匠根据床的理念(即苏格拉底在后面所说的“自然的床”)、画家根据工匠制成的床来画成的床这样一个例子来形象地说明只有理念才是完美的，其它那些根据理念而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则要低一个层次，而画家、诗人依据具体事物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则是低劣的模仿品。接下来苏格拉底就根据他的“理念论”而否定了诗人(特别是荷马)的，认为他们只是哄骗民众的魔术师或者是巧于模仿的人而已，并且还婉转地责备诗人们怂恿人们对情感让步，任由情感肆虐人们的心灵。同时，他还在《费多》篇里影射道：“一个建立在情感价值上的道德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粗鄙的、毫无意义的、毫无真理性可言的观念。真正的道德观念，无论是节制，还是正直或勇敢，都是清除了情感的观念，智慧本身就是一种纯净的东西。”最后，苏格拉底还就如何克制情感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便是用理性与法律来克制情感，并认为只有在他们的指示下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才应该是最善之道。可见，在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里，只有理性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至于情感则不必要，它甚至会对人们和国家造成伤害。
不过，伽达默尔对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否定诗歌的原因分析得更为透彻。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反对荷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荷马把神话描绘成人的形象。他笔下的神――住在奥林匹斯山顶的众神――吵架、犯罪、耍阴谋，与人类永远从事着的行为一模一样。
2、他反对荷马对地域的描绘，认为它必定会唤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他反对向死者表示过度的悲伤，反对过分的讽刺和嘲笑，反对在荷马诗中的神与英雄们身上所存在的放纵和欲望。
3、城邦的新生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实现，它规定，哲学家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因为城邦的事物只有通过哲学才能变得井然有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态度根本不是一个阻碍他公正地评价诗的思想体系的结果。他的主张非常有意识地表达了一种决定，而做出这种决定是从苏格拉底及其哲学中得到的结果，是与当时的全部整治和精神文化相对立的，是只有哲学才有能力拯救城邦这一信念的结果。柏拉图把他对诗人的批判放在《国家篇》两处先要的地方，并作了明确的阐述，这是大有原因。正因为这种哲学打破了阿提卡教育的诗的基础并且确定了自身的反全部传统的形象，所以，柏拉图的新哲学的教育意义就变得十分清楚了。
三、“(真正的哲学家)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承认“灵魂不朽”
苏格拉底信奉“灵魂不朽”，这在《费多》篇中辩论得尤为精彩。在《费多》篇里，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是被束缚在肉身之中的，并且时时刻刻受到肉身纵情享乐等因素的干扰，这会让灵魂在从事某项研究时被它引向歧途。假如一个哲学家生前懂得如何摆脱和避免肉身的纵情享乐等因素的干扰，而且会用自制、善良、勇敢、慷慨和真实这些内在美来充实灵魂，这样他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理，而且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死后灵魂便会离开肉身，并在守护神的陪伴和引导下去往另外一个纯粹真理王国，在那里与至善、至名之神和人相处并获得永生，那是一个更加纯洁的住所。否则，灵魂便会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之前被其它灵魂所厌恶和疏远，从而寂苦孤独地到处游荡;或者留恋于肉身的纵情享乐而丢弃节制和诚实不愿离去，那样它就会另外选择一个肉身来继续寄宿和被囚禁。(当然，对于灵魂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这一观点，苏格拉底在狱中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向他的弟子们论证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所说的死便是灵魂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希望脱离肉身而获得自由和独立，而这也主要或仅仅是真正的哲学家所具备的愿望，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当灵魂凭借自身进行研究时，它就进入了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以及不变的事物的领域。灵魂一旦独立于和脱离开一切障碍物以自身为伴，不再误入歧途而是直接接触有相同本质的各类存在，逗留于绝对，永恒以及不变事物的领域，它也就具有了和这类事物相同的本质。灵魂的这种状态我们就叫作智慧。”而且由此也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人的肉身所具有的消极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他在《费多》篇里对此有过一个集中的论述：“只要我们固守在身体之中，使心灵受到肉体的污染而变得不完满，我们就无法令人满意地去把握对象，这些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理。首先，身体因追求生存而给我们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干扰;其次，缠绕我们的疾病妨碍了我们去探寻真理;此外，身体中充满了爱惧等情欲、各种幻想以及许许多多毫无价值的东西，其结果使我们根本就没有闲暇来考虑其他问题。战争，变革及争斗仅仅是由肉体欲望所引起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攫取财富，我们不得不去攫取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因为我们是欲望的奴隶……最糟糕的是，即便我们从肉体欲望那儿争得一点时间来进行某些方面的研究，肉体欲望还会再度闯入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断、干扰、分散及妨碍我们捕捉真理的微光……”苏格拉底在狱中向弟子们逐步阐明和论证了上面的原理后，才最终得出了“灵魂不朽”的这些内涵。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并不觉得死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而且死前他确实也不是在悲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同时，他也不希望弟子们在他死后像妇人一样悲恸，反而说死是他期盼已久的神的恩典，其原因便在这里。
四、“应当正是让这种人(哲学家)而不是让别种人当城邦的统治者”――崇拜哲学
苏格拉底崇拜哲学，把哲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应该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担当，而这样的角色非哲学家莫属，而且他还把哲学家比作是有权掌舵的船长，只有这样，“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但是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为什么又不积极地参与城邦的事务呢?在《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说他“在这一城邦所担任过的唯一职务是被选入五百人会议”。
或许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他自己在当时参与政治的话，他将不会活得这么长久：“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他反对你们或反对任何其他的民主政体，试图坚决阻止他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而不从政。”很明显，苏格拉底是反对当时他所在城邦所实行的奴隶主民主制政体的。也有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认为苏格拉底在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由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后，他对雅典奴隶主民主制也由赞成逐渐转向反对，但不管怎么样，他仍然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忠实并竭力维护奴隶制，只是他对某些历史时期的具体政体形式是不满的。亦或许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因为要“搜寻和查找是否还有我认为有智慧的人。当我认为一个人并无智慧时，我就试图以证明他的无知来证实神谕。这一重任使我无暇顾及更多的国事和家事”。但是这个理由又与他认为从政不会让他活得长久的说法相矛盾。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苏格拉底也意识到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民众中式难以实行的。他在《申辩》篇中说到，为了证明神谕的真理性，他访问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发现智慧声誉最高的人几乎完全无知，智慧声誉低于他们的人却颇有实际知识。苏格拉底遵循神谕进行的调查和揭露使他招致了众人的怨怒、诽谤和妒忌，而这怨怒、诽谤和妒忌的后果又是非常严重的，它甚至会让苏格拉底丧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毁灭我的话，既不是墨勒图斯，也不是安尼图斯，而是众人的诽谤和妒忌，证实这种敌对情绪能导致我的毁灭。诽谤和妒忌已经给很多无辜的人带来了不幸，我想，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由此可见，当时的民众对苏格拉底揭露他们的无知是非常不满的，而且苏格拉底还说：“我一生从没过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论、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因为我想，由于我过于恪守原则，如果参与这些事情，就难保性命。所以我不采取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的做法。我只是尽量去做我认为对你们最有利的事情：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耿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其他公众的利益。”苏格拉底的这番话无疑是与众人的利益追逐相违背的，因为在他们的视域里面，除了实际利益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这番话无异于在众人的怨火上再浇上一把油。所以，虽然苏格拉底说他像马虻一样到处不停地刺激、说服、谴责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以敦促他们专心向善，可是当时的民众似乎并不领他的情儿专心修养身心，反而让众人更加嘲讽和怨恨苏格拉底。这最根本的原因，正如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里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可敬的人遭遇灾祸或死亡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称之为悲剧;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他无辜被判处死刑，这是悲剧性的。……在真正的悲剧性的事件中，必须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互相冲突;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个人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他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而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用抽象的方式可以把它称为客观的自由，伦理、宗教是人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这个本质又是自在自为的、真实地东西，而人是与其本质一致的。与此相反，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主观的自由);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
另外，从上面苏格拉底对众人怨怒、诽谤和妒忌所带来的后果的描述还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意识到了民众的怨怒、诽谤和妒忌对哲学家的毁灭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并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可是，既然苏格拉底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他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宣扬他的思想呢?更何况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自己从政就不能活得更长所以刻意回避了政治。难道这就如施特劳斯在《苏格拉底问题六讲》里面所说的那样，“政治哲人最初指并不参加政治活动，但试图描述最好政体的人”?但是这并不能概括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全部活动，我认为，这只能归因于他喜欢寻根究底地探寻真理的本质了，正如他在《申辩》篇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能活动，我就决不能终止追求哲理的实践。我不能不劝告你们，我必须向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阐明真理。”即使到最后，为了坚守他所追求真理的正确性，苏格拉底非但没有听克里托的劝告而从狱中逃走，反而向克里托论证遵守国家法律的正确性，认为如果他没有经过国家的同意便是在用不合理的行为报复和伤害国家，这是不正义的行为，而且逃走也说明了自己并非一个能一直遵守原则的人，假如他一逃走，那么他以前向众人所宣扬的思想则是夸夸其谈的，这对于他一个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家来说是致命的。所以，正如在《申辩》篇里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只要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无论这是出于对自己有利还是出于服从从命令，我相信为了荣誉，他会正视危险，不惜付出生命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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