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
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在防范和化解合法性危机问题上，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整理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的范文，欢迎阅读!
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篇一
一、政党政治时代的两个标志
大家好，我们这一讲的题目是《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那么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党政治时代，所谓的政党政治时代，它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是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是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千多个政党存在。那么现在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政党存在的国家只有20几个，这主要是一些穆斯林原教主的这样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卡达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等。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的宗教认为，这个政党是穆斯林统一性的破坏者，所以在这20几个国家里，他们的法律是禁止一切政党存在的。
所谓政党政治时代的第二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各国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政党政府，也就是说各国都是依靠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来治理国家的。
那么，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党政治时代，那么政党，执政党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一个执政党执政的好坏不仅仅是关系到这一个党的命运，同时也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执政党的建设显得格外重要，这个曾庆洪同志在还做中央党校的校长的时候，他曾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效率和执政作风的竞争。我们说既然我们生活在政党政治时代，那么政党要掌握国家政权，掌握了资源，手中有了权利，他才能更好的去所他所追求的价值，实现这个政党的目标。但是我们看世界上这么多的执政党，为什么说有的政党能够上台执政，有的不能。有的呢，在台上执政，执政一段时间以后下台，下台以后还能够经过调整以后又上台执政。而有的政党呢，可能执政，执政了很长时间，然后下台。不仅仅下台，甚至是亡党。那么有的政党就是昙花一现。那么这个呢，就可以看出来，政党能不能够上台执政，它并不取决于这个政党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民众的信任。
二、现代政党上台执政的主要途径
我们看，现代政党上台执政，无非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我们说竞争性政党体制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或者执政寿命能不能够延续，就取决于他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选举中，能不能够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选票呢，他就能够上台执政。如果说他要延续他的执政寿命，就取决于他在下一轮的选举里，能不能够继续赢得足够高的选票。如果能，那么他就继续执政，如果不能，那么他就成为在野党了。所以我们说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选民的选票就是民众对一个政党信任不信任，支持不支持的一张晴雨表，同时也是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或者是继续执政的一张通行证。
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那么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我们看这些政党是怎么上台执政的呢，一般的来说，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得，一个政党，他在领导本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或者是在推翻本国的专制统治这样的革命斗争中，带领民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然后上台执政的。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我们看，好像一个政党执政寿命的延续跟民众信任和支持这个程度这个关联不像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选民的选票来得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从世界政党发展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如果一个政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样会遭遇亡党亡国的命运。比如说苏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苏共是一个有93年历史，一党单独连续执政74年的这样一个大党，老党，但是这个党在1991年不仅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且遭遇了亡党亡国这样一个厄运。
那么这就是说不管是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还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实际上现代政党你要执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一致的。那么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说，你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个如果我们用政治合法性术语来解释的话，可能得解释半个小时。这个合法性，它有什么内涵，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它今天有哪些意义，含义等等。但是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老话“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从政党的主观愿望上说，哪个政党不想自己能够上台执政，因为哪个政党都明白，你只有掌握了国家的资源，掌握了政权，有了权利能够分配这些资源了，那么你才能够去实现你这个党的目标。如果说你手中没有权，没有资源，你有再好的理想，再好的价值追求，再好的目标也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所以哪个政党从主观上说，它都想去执政，都想赢得足够多人的支持，都想追随我的人越多越好，支持我的人越多越好。但是为什么有的政党做的到，而有的政党他就做不到呢。有的政党做得好一些，有的就做得很差呢，那么这就是说，在现代这样一个条件下，你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他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基本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国家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些共同的，政党要面对的基本的问题。
三、现代政党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因为我们虽然少由于各国政治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同，各国的政治文化不同，各国所选择的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或者是说政治体制都各不相同，那么政党本身他的组织状况指导思想，甚至是这个政党的宗旨，政党的运作等等有很多的差异，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看实际上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一个民主向前发展这样一个文明进程中，实际上各种不同的政党，各类不同的政党，他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执政，他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
(一)如何面对社会变化，来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1、社会变化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共同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党如何面对社会变化，来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这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执政它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说到政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话，我们说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这样的政治组织。那么也就是说政党身上的阶级性，阶级烙印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形势，一个新的趋势。那么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而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相对的就是传统的工业文明时期的那两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特别是蓝领工人的队伍都在减少。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些传统的政党，他们要争取执政，要继续执政的话，他的社会基础就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不确定。因为中产阶级不仅仅是这个队伍人数在不断壮大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方式与传统的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可能都还记得马克思的那句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由于一所所有，要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去维持生存。那么因此他的政治参与方式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而中产阶级不一样，大家知道中产阶级是在社会里面方方面面的精英，这些人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因此他们既希望社会是向善的，是不断地沿着公平公正这样一个目标去完善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又是温和的、改良的，他既希望社会是改革，不断地向前走，但是又希望这种改革是温和的改良式的。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是不断地革命这种暴动，那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失去自己一生或者是半生这种苦苦奋斗而得到那样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传统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他们要争取上台执政，要延续自己的执政地位，他就要想办法去应对这样的变化，那么去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
2、应对措施
我们看世界各类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应对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应对基本上应对措施是两条。一条就是政党政策的调整，另一条呢，就是政党自身的转型。
所谓政党政策的调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他们都在向中间靠拢。这个过程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表现的非常的明显。因为西方国家，大家知道他们的现代化是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的，所以这个过程在他们那儿开始的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向前走，那么这个过程也已经开始了，也看得非常明显了。
那么左翼政党，右翼政党都向中间靠拢，我们看在西方国家，二战以后都出现了什么局面，出现了阶级合作、阶级妥协、左右共制和共事政治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在西方国家，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里面在二战以后都建立了一系列调节劳资矛盾的这样的一些机制。比如说在英国在二战以后建立起集体谈判制度，在法国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在德国建立起共同决定权，在意大利实现了历史性的妥协。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二战以前，代表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和代表左翼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那么他们一竞争党政的话，这个斗争的矛盾就集中在制度层面，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一斗争，一进行党争，这个矛头，这个焦点就集中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在二战以后，再进行党争的话，这个斗争的矛头焦点就由制度层面转向了政策层面，那么更多的是在政策层面，双方双翼的政党会提出不同的政策，或者有不同的政策取向。但是他们不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了，而更多的是说要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也就是在承认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对他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实行很多社会主义的原则。那么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北欧、西欧，二战以后实行的福利政策，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采取的那些政策。那么这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实施，为的就是去克服资本主义那些固有的矛盾，那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产生的劳资矛盾进行一些调节，这也就是法国社会党所明确提出的一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保留市场经济，那么它合理的配制资源给人们以动力等等。但是在社会领域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要更多的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这样就避免了资本主义这种弱肉强食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政党政策的调整。
那么再有就是政党自身的转型。所谓政党自身的转型，也就是阶级政党向全民党，人民党来转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现在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这些政党基本上还都是工业文明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阶级烙印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面对战后阶级阶层这样一个变化，他们要应对，那么也就是说，左翼政党也好，右翼政党也好，他们仅仅依靠自己那个阶级想上台执政，保持执政地位，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在实现自身的转型。很多政党都提出，我们这个党是跨越阶级的，是超越这个阶层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上都是这样说，有的政党把自己称为全民党，有的政党就把自己称为人民党。全民党也好，人民党也好，实际上就是说政党要向人民宣誓，我这个政党是超越了部分的，也就是说不是仅仅代表部分的利益，而是更多的从全民的利益，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考虑问题的。所以你们尽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为社会的大多数去服务，我们不会乱用国家权利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全民党也好，人民党也好，这个转型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看这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早期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像李光耀，也就是党的这些领袖基本上都是原来工会的领导人转化为政党的领袖了，也就是这个党也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开始在国内采取一些政策来鼓励，或者说来扶持中产阶级这个发展。那么到了80年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宣称他这个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转为一个全民的政党，转为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我们看现在很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包括个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都在这样说。像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那么我们过去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今天我们也提出两个先锋队。那么也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我们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那么这个都是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而对阶级阶层发生变化这样的一个应对，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强化以政策和政绩来获取民心。
第二个问题呀，执政党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强化以政策和政绩来获取民心。
1、意识形态困境
这个我们说到政党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句话，我们说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这个话可能说起来很拗口，大家想想意识形态就够想半天了，载体搁在一起是一个很拗口的话。但是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家平常很直观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有所作为的政党，都跟一个主义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政党，他都信奉某种主义。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没有主义的政党是很少的，而且一个没有主义的政党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我们看现在，在世界上我们能够说的上名堂这些主义都有政党来信奉他。比如说在社会主义一义，我们说有民主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有阿拉伯社会主义，卡扎菲社会主义，什么拉美，像我们现在看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经常在电视上说，要搞什么21世纪的社会主义。
前巴西的总统卢拉也在谈社区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主义等等，也就是说各种主义都有政党在信奉。那么在资产阶级一义我们看早期有保守主义，有自由主义，那么到了二战以后又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__民主主义等等。那么除了这些大的主义以外，左翼的、右翼的，那么还有一些极左、极右的，比如说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极右的了，那么还有极左的，像红色高棉当年在柬埔寨实行的共产主义，那真是共产共栖了。我们可以看就是各类政党，他实际上左右翼之分，这个政党界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信奉什么主义，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分。那么20世纪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世界的政治舞台可以说他就是各种主义的一个大试验场。
我们看不管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阿拉伯社会主义也好、卡扎菲社会主义也好、还是劳工社会主义也好、那么还有新自由主义、劳工主义、__民主主义、那么包括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在政党上台以后把这些主义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政策而在各国来实施。所以我们说，20世纪各国的政治舞台，它就是各种主义的一个大试验场。但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说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哪种主义能把我们人类带进理想的天堂。一个主义可能克服了一种困难或者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同时可能带来了另一些问题。而有一些问题，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各种主义都去做实验，最后他解决不了。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政党这个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信奉的这个主义，在人民的心目中对他的信奉就打了折扣，也就是说各种主义，它都遇到了自己的一种困境。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以后，由于苏东这种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使得社会主义的信念、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不那么坚定了，我们说得温和一点，我们说困惑、迷茫，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那就是信仰的危机。我们说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信仰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资产阶级，老牌的资产阶级那些观念，那些意识形态也同样遇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那也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或者说应对不了，那么他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才出现了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同样会遇到问题。
比如说新自由主义，这是以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在英国领导保守党上台执政的时候，慢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主义。那么这个主义可以说保守党在英国执政那15年时间，可以说他还是取得了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靠这套东西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那么特别是随着苏东的剧变，那么当时有人就提出来，这个新资本主义可能是未来整个世界的一个比较有效的这样一个治理方案吧，说可能要比其它的主义可能对各国的发展，各国的治理更有效一些。但是随着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这场金融海啸，也就是这场金融危机，人们又说，它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原因
所以说各种主义都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那么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主要来源于这样四个方面。
(1)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天然距离
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它有一个天然的距离。
我们大家都知道，执政党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一元化的，尽管在党内，某一个党的党内，可能对各种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呢，作为一个组织，他对外，他的这个主义，他是一个一元化，是一个整体的。那么，社会意识呢，他天生就是一个多元的，我们说社会上个人也好，不同群体也好，阶层也好，他都是根据自己在社会环境里面自己所受教育背景来认识事物，或者说来接受某些价值的，或者说他们的价值判断也是根据自己这个亲身的这样一些体验，这样一些经历，自己所处的这会经济地位等等，依靠这些来判断事物的，它天生就是一个多元的。那么你一个执政党，要用一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去统领社会，去面对一个多元的社会意识，这本身它就是有距离，就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看世界各国这么多的政党，如果说这个政党意识形态包容性很强的话，那么他在引领社会的时候，和社会意识这些价值观念比较接近的时候呢，那么他相对来说就要容易一些。而如果说这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他的包容性不够大，很窄的话，尽管从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上，我们说很神圣，很高尚，没有问题，但是他在引领社会的时候也会发生困难。我们看前苏共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2)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那么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这个呀，简单的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看一个政党，它为什么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呢，为什么这个政党要成立，一般来说，都是一些人或者一群人，他们对现存社会治理方式不满意，他们就开始起来进行批判抨击，然后同时提出一套自己建设未来社会这个美好蓝图告诉人们，说如果按照我的这套价值理念去建设社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是善的，就会是更公正，更平等，人们就会生活的更好，更幸福。一般来说都是这样一套东西。那么政党为什么要有这套东西呢，就是说，你政党，你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党，他在征募党员，吸引民众，动员民众的时候，吸引民众的时候都要靠这套说词去发动群众，去吸引群众，因为他不能像征兵一样，说我靠法律，或者是什么资源靠一个原则，一个政策，他不能靠这些东西，他只能靠自己对现存社会这套解说，靠自己对未来社会这套美好的说辞。人们觉得是，你说得有道理，跟着你，然后咱们革命也好，或者改革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反正我支持你，估计你上台以后，照着你那套做，这个社会就真的会好起来，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政党在他一成立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主义就是既定的了，他就选定了。就跟一个主义捆绑一起，他就信奉这个主义了，但是一旦这个政党执政了以后，他会发现在很短的时间里，或者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他过去批判过的那套社会的丑恶、问题，他可能解决不了，没有办法克服，那么在有些方面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同时，他为人们描绘的那幅美好的社会蓝图，在短期内，或者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他也很难去实现，或者是说，他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可能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理论和实践之间这个距离呀就很明显了，或者在拉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你这个意识形态的信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
这个政党在在野的时候，他对民众的那套说辞，实际上就是你对民众的一种承诺。那你上台以后，你就要努力地去实现这个承诺。如果实现不了的话，那民众会对你怎么说，说的客气一点，温和一点，他说好，你这个政党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你只会说，不会做。如果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说得尖刻一点的话，那是什么，他说你在欺骗他，这个时候你要让他去信奉你可能就会变得困难，这也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一个来源。
(3)政策转向难
那么再有什么呢，政策转向难，我们看各国政党治国理政这套政策，基本上都是他所信奉的那套意识形态，在实践层面的一个转化。
我们说各国政党或者说不同类型的政党，或者说在一个国家内不同政党上台执政的时候，为什么政策会不一样。那么这个政策是依据什么来的，那么很多的时候，他是跟他这个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他是根据他意识形态的这套观念，这套价值目标，这套追求来采取的政策。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执政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捆绑的太紧密了以后，他一旦这个政策在实践中遇到困难，他要转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一方面，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的这种束缚，由于党内的争论，或者说害怕失去民众的支持，他转不成，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转成功了，转了以后这个政策和意识形态这套观念就相脱离了。那么这样一来，民众就会觉得你这个政党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主义啊。那他对地的支持，或者对你这个意识形态信奉又会打折扣。
所以我们说在政策转向这个问题上，一个政党经常会遇到两难的一个选择，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比如说我们前些年接待了一个英国工党的代表团，那么这个工党的代表团呢，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当时还是布莱尔在台上执政，也就是做工党的政府的首相。那么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呀，这个英国工党现在遇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说他们要搞改革，要搞改革呢就非常困难，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因为这个改革是改什么呢，就是改它这个福利社会主义。而大家知道福利社会主义恰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或者说一个政策。但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全面实现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社会来包的话，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这样以来就使得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效率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要改革，改革就遇到了困难。工党那个代表团的人跟我们讲，他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福利政策养懒人这一条，咱先不说。咱就说这个福利政策，负担重国家难以承受这个问题，他说比如说过去一个人得了尿毒症，他可能很快就死掉了。但是呢，由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一个人得了尿毒症以后地他靠血液透析他能活很长的时间。但是一个人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这个钱谁出，谁出。那你不是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社会来承担吗，好，国家出、社会出。那国家哪儿来的钱啊。他说在英国，那就是提高税收，这是一条途径，来增加这个国家的掌握的资金，然后这是一个途径。他说如果在我这个国家我提高税收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资本外逃。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是追利的，哪儿赚钱多哪儿去，哪儿成本便宜我去哪儿，为什么我们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都成了世界制造工厂，不就是因为我们劳动力便宜吗?好，他说，如果没有人在我这儿办工厂，办企业，办商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人要失业。那失业以后，你福利政策啊，你就要发失业救济金，他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不改这个东西不行，我要改。
他说，那我要改的话又出现问题了。他说这个福利政策谁受益，那不是中下层人民吗，好，我这个工党是代表谁的利益啊，恰恰是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那好，如果我改的话，他说，我所代表的这些中下层民众，他们又会说了，说好你这个工党，你自己都背叛了你的主义，我们还干吗跟着你，我们这几十天跟着地，你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不就是那点福利吗，你现在又把它拿走，那这样的话我们干吗还要把票投给你。他说你看，我不改国家的竞争力上不去，选民不会买的帐，不会把票投给我。好，我要改，我要改的话，那这些享受福利的老百姓，他们又不高兴了，他们又不肯把票投给我，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工党真难啊。我记得当时那个，也是个年纪挺大的这样一个老人，他在那个坐在那儿摇头晃脑说，难啊，难啊。真羡慕你们中国共产党，你们多好，不用经历四年，五年一次这样生与死的考验，你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走走走，摔倒了，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说我们不行，我们如果这一跤摔下去的话，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爬起来呢。想想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政策转向难，这也是执政党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困境的来源。
我们从我们国家改革30多年历程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开始的，那么那个时候，学界也好，政界也好，就开始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一言九鼎的老人邓小平，说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说好，大家不争论，接着往前走。走走走，到了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大家又开始了，学界、政界又开始争论姓公姓私的问题，那么直到我们物权法的难产。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也使得人们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要么争论，要么困惑，不知道我们该用理论解释现实，还是用现实解释我们的理论。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党员，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新年会出现迷茫、困惑。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完全是说，我弄明白了社会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什么，我决定不信任了，不是这个东西，恰恰是因为社会现实和这个传统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我们宣教这些观念之间可能有了距离了，人们对很多问题理解不了而产生的困惑和迷盲，困惑和迷茫。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把社会主义的原则讲透了，而且我们的实践中又能够坚守和贯彻下去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共产党人，至少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会坚定起来的。
(4)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了
那么再有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来源，就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广泛。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各种观点都在不断地融合、冲击。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肩膀上那个脑袋不再简单了。 过去我们说政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一部党纲就是党的一面旗帜，说这个党打出来红旗，后面哗一群人跟上，那个党打出来蓝旗又一群人跟上，那个党打出来的可能是灰色的旗子，又一堆人聚在他的旗下了。但是说现在政党这样的好日子不过了，或者说是没有了。为什么?就是人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地位来判断事物，认识事物，而且人们不再盲从。
那么这也就是说，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说爱尔福特纲领的时候，当时写了六页，写得明明白白的，说这个党是干什么的，是为谁的，但是说现在，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都写到150页了，还没说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为谁的，为什么呢?经常有选民给他们打电话，说你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我一直是支持你的。那为什么从你党纲里面，就找不到反映我诉求的文字呢，那就是说，人们现在这种个性化东西越来越多，你这个党你再怎么写你也包含不了。也就是说政党整合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么这就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困境。
3、应对方式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执政党你要执政，你也不能说算了吧，这么难我们回家待着去，不管了，爱怎么着怎么着，还不行。你要执政，你要引领社会，你就得给社会提供一个方向，提供一个目标。那么你要导航，要不然你执什么政，人家凭什么让你执政，所以执政党也要寻求应对。应对的途径总的来说，一个趋势就是意识形态的中间化。你看各类政党，各国政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意识形态的中间化。所谓意识形态的中间化就是政党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变得越来越淡了。 那么至于说具体的应对，可能各国党有自己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说有的政党是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比如说像英国工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英国工党呢，在1919年的时候，他把一个公有制条款写进了他的党章第四条，也被称为党章第四条，因为当时工党，他认为他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而且要搞社会主义，那么对社会主义普遍的认识，就是要实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公有制条款写进了党章。但是英国工党后来在执政实践呢，只有在二战的第一届英国工党政府，这个工党上台执政的时候，他在英国大规模的实现了国有化，但是国有化实现以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效率问题，浪费的问题呀，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发现了以后，再加上反对党和一些国民的这种抨击、垢病，所以后来的工党政府在上台执政的时候就没有在英国大规模的实行国有化。
但是这个公有制条款一直保留在英国工党的党章里。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执政的那十几年里面，就意味着工党每次选战都败下阵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寻找原因啊，为什么呀，我们选战为什么我们老是输啊。那么其中找到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公有制条款。那么因此在党内引发了争论，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取消这个公有制条款，因为公有制条款说已经妨碍我们工党上台执政了。说英国这个两党制，保守党代表大资产利益，那么工党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但是一些小商人，一些小企业主，一些知识分子，说他们不支持保守党，但是他们觉得工党更不能支持，说你这个工党，公有制条款搁在党章上，你虽然现在实践层面你不去做了，但是如果哪届政府上台，或者哪个领袖对这个情有独钟的话，那你就有理论根据，你马上就可以做起来，说那样我们辛辛苦苦挣的小家业又不保了。所以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不支持保守党，工党更不能支持，最后就是这两党可选择，他们还是把票投给了保守党，所以工党在分析这个选票的时候，他们就找出这样一个原因。找出这样一个原因那一部分就主张取消它，另一部分人就说不能取消。这个公有制条款，这是我们工党的图腾，我们工党的标志。说如果取消了公有制条款的话，那么我们工党，你凭什么说我们还是工党。那么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拿什么叫搞社会主义，那我们和其它政党还有什么区别。说你要是取消了公有制条款，是不是工党本身也应该改名字了，不应该叫工人阶级政党了，不应该叫工党了，所以就争论不休，争来争去最后不了了之，到1995年布莱尔当上了工党领袖，少壮派当家，再一次在工党内部挑起了公有制条款的争论。还是众多纷纭，有人说应该取消，有人说应该保留。
那么布莱尔这个时候引进了一个解决办法。党内公决，就是让党员来投票，最后根据票数的多少，取消了这个公有制条款。那么在1997年那次大选里，工党就赢得了选举上台执政了。倒不是说这个公有制条款该不该取消，或者公有制怎么样，我们不去评论这个，而是说工党这个行动本身，它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因为过去工党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它是一个呆板的教条的僵化的这样一个政党，认为他们不愿意跟上时代的变化，不肯进行改变，也跟不上时代，是这样一个看法。但是布莱尔上台以后，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新英国，新工党。这个条款行动，英国的民众觉得工党看来确实有新的意味，他也愿意改变自己，所以很多人就把票投向了工党。那么工党上台执政以后，面对全球化这样一个挑战，它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应对全球化的这样的一套思想。那些年在我们这里说得很多。那么这是一类政党，也就是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
再有政党就是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比如说古巴共产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这个古巴共产党过去跟我们一样，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他的一大，二大里面都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纲党章。但是在苏东剧变以后，古巴共产党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过去他跟苏联跟得比较紧，那么整个经济都跟苏联连在一起，但是苏东剧变以后，那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垮掉了，进护会也解体了，那么这样一来，他跟苏东经济联系就断了，那么这样一来他的经济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呢大家知道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美国对他进行全面封锁，所以他非常困难。同时由于苏东的剧变，在古巴的党内和社会上，也就是说党内党外都遇到了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更多的人凝聚起来共度时间，古巴共产党在三大，四大里面就把马克思主义和何塞马蒂的思想一起写进了党纲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何塞马蒂何许人也，何塞马蒂是个诗人，是个散文家，也就是他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民主革命的这样一个理论家和革命家，他的思想主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主独立，民主解放，然后是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样一些思想。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可能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孙中山先生。那么把他的思想写进去了以后，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这个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把更多的人给吸引凝聚到这个党的周围来。
那么同时呢，这个古巴共产党内部还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什么呢，就是允许教民加入古共。他过去跟我们一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信教的人不能入党。
那么这个时候他发了一个内部文件，允许教民入党，而且在这个文件里解释，信教跟社会主义信仰怎么不会发生冲突，甚至会可能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这样。 那么再有政党就是弱化意识形态的色彩，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民众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比如说像美国的两党，可能在这方面就比较典型。美国的两党，大家知道，共和党有人说他是富人的政党，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而这个民主党呢，有人说它是穷人的政党，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虽然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从这个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分析来说，他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但是如果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看呢，实际上呢，这个两个党的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分歧还是很大的。共和党信奉的是保守主义，而民主党信奉的是自由主义。
但是我们看这两个政党，他们在宣教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不是强调这个东西是我的，而恰恰相反，他不仅不说这个东西像民主、人权、自由这样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他们不说这是我这个党特有的，甚至不把它说成是美国人都有的，而把它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
那么我们看这两党在打选战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看他的选战，这几届的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选战打的是非常激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个党在两党辩论的时候，他们说好，你那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多么不合时宜，我这个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多么多么合时宜，我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都是在辩论那些民众，选民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事业问题，甚至是说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都觉得很奇怪，你说这个问题有什么好争的，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还在争，而且两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比如说同性恋能不能合法化，妇女能不能自由堕胎，私人能不能拥有枪支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总在争，两党还总是给出不同的答案。那为什么，实际上他这背后潜伏着意识形态的观念。但是他在面对选民的时候，他不是直接的去反复的阐释、解释，或者是宣教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那么再有的政党就是兼收并蓄，实行“拿来主义”，就是有很多传统的政党，一些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没有的。但是这些政党一旦看到某种观念被民众所认同接受，他们就会把它马上拿过来放到自己的竞选纲领里面、施政纲领里面来，就是吸收过来。比如说像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运动等等这样一些观念，这都是我们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绿党是他们的观念。我们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那么在这个群众运动中，就慢慢发展成一个政党，也就是绿党。他们的观念就是环保主义、女权运动、和平主义等等这些，这些传统政党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传统政党很快就把它吸收过来。我们前些年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位领导人他当时就跟我们讲，他说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保政策比绿党还要积极。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得我们看，在今天当环保成了人人都在关注的问题的时候，绿党发展的势头不像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发展的那么猛烈了，那么迅猛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的观念被传统政党吸收了，而这些传统政党，基本上都是在执政。执政了以后，他一吸收过来，他马上就可以采取政策去实施，去解决问题。而你绿党你还在野，你在那儿整天喊叫，你要到政策层面，那还要通过好多的环节。所以那追随他的人，支持他的人，很多一看传统政党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他的选票就投向这边来了，所以这些绿党在有些国家发展的势头减弱了。那么这是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应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困境的时候，可以说呢，我们党是跟上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潮流，或者更准确的说，我们就是这个发展潮流中的一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意识形态，他的特点、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建立起新中国，这个政权和旧政权是没有承继关系的。因此我们要巩固这样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一个政权。那么讲阶级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建国几十年以后还在那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讲出问题来了，讲十年动乱。那么，我们看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以后，我们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党的路线上来。然后搞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又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邓小平的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来以后，那么随着发展，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去应对，那么又出现三个代表思想，然后出现科学发展观。那么我们从意识形态这个光谱，从意识形态阶级光谱上来看，我们意识形态大家可以看，它的阶级色彩，可以说是越来越淡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这个浪潮里面的一朵浪花。
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篇二
国外一些政党高度重视与选民的联系，探索出不少适合党情国情的做法，并建立制度机制来加强与选民的联系，提高了党的影响力。但也有部分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忽视选民工作，或者在联系选民方面办法不多、创新不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甚至垮台直至亡党。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们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警示借鉴意义。
党的最高领导层亲自做选民工作，亲身了解和体察选民疾苦，着力加强党与选民的血肉关系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党的领导人保持着传统本色。古巴共产党原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在任期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群众来信，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建议，甚至亲自给群众回信，建立起与最基层民众的直接沟通渠道。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组党)主席努乔马不顾近80岁高龄，仍经常到工地与民众一同劳动，使人组党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形象深入人心。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政党领导人重视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工社党)主席帕萨特罗在2000年出任该党领袖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国的基层组织，直接了解基层党员和选民对工社党的愿望和要求，较好地树立了亲民形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李显龙在出席建党50周年庆祝活动后，随即与本党年轻党员聚会，以此拉近领袖与普通党员的距离。
当然，也要看到，有一些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政党，在掌握政权的中后期，领导人逐渐脱离民众，高高在上，最终遭到大多数选民的抛弃。
注重建立专门机构，形成一系列制度，为政党联系选民、赢得民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大都设立了负责群众工作的专门机构，由高级领导干部分管。古巴共产党在中央、省和市三级设立了“舆论和政治社会情况研究中心”和“群众举报上访接待办公室”，负责采集民众“原汁原味”的意见，有时还通过媒体答复民众的问题，促其尽快解决。 西方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更好地联系选民，也成立了相关领导或协调机构。统一俄罗斯党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党的拥护者中央协调委员会”，在州、区两级也成立了“党的拥护者委员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了“民众联络局”，该局由党的一位副主席负责领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议员访问”和“会见选民”等制度，把加强党与选民的联系制度化。 当然，也有不少政党不重视联系选民，或者在当政后不善于做选民工作，漠视选民的利益与意愿诉求，导致其社会基础脆弱，执政地位不稳。 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联系选民的制度与方法创新，通过各种渠道倾听和搜集广大选民的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
德国社会民主党雇用中立的民调机构广泛收集选民对该党的意见和需求，并根据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党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补充，从而更贴切地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和要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04年成立了由普通党员组成的“政策论坛”，主要讨论党员共同关心的问题，召开相关会议时还邀请政府相应的部长出席，与论坛成员进行直接沟通对话。该论坛现已成为党的领导层与基层党员和选民沟通的桥梁。韩国大国家党利用本国网络普及率高、年轻人上网率几乎100%的情况，注重利用网络联系选民。2009年初，该党成立“数字化政党委员会”，下设“国民沟通委员会”，专门负责与网民沟通，不定期地组织党的领导人同民众进行网络对话，解答网民的提问和质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也有一些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并不重视对党员或民众意见建议的收集，也缺乏调动党员和民众参加党的相关活动的资源和手段，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脱节。
党政官员在日常生活中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致力于预防并坚定地反对专权腐败，在党员和民众心中树立起良好形象 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自执政以来长期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至今，古共部级领导人的工资低于教授和科技人员的工资，除个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其他领导者一般都住在居民区。菲德尔·卡斯特罗带头在《国家干部道德法规》上签字，要求各级干部在这方面都应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榜样和典范”。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都对各类权力腐败行为制订严刑峻法，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对国家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新加坡建设与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受贿50万新元而畏罪自杀。他在留给李光耀的信中称，自己是要“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此后，新加坡极少出现严重腐败现象，人民行动党在民众中的威信长期居高。 但也要看到，当今国外不少国家执政党因为严重的腐败使其丧失公信力，极大地损害了政党自身形象，乃至被选民赶下台。突尼斯宪政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长期搞领袖专权尤其是家族腐败，遭到两国“街头运动”抗议民众的极大义愤，导致党与选民的关系完全走向对立，当权者最终被广大民众拉下马，长期执政的党也被取缔。 国外政党处理与选民关系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重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尽心尽力做好群众工作，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对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执政党必须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人”的宗旨和理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知心人和利益的坚定维护者。
党的群众工作一定要致力于解决广大群众的利益关切，解决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国外一些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表明，联系选民、做选民工作并非演戏作秀，而是一项“苦差事”，其本质是要为选民办实事、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应最终体现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上。 坚决惩治腐败是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必然是一个坚定反对腐败的党。人民群众长期支持一个党执政，首先是在政治品德上信任这个党，认同它的清正廉明，而绝不会支持和纵容它的腐化堕落。当今世界被民众赶下台的政党，固然有执政能力缺失的因素，但腐败往往是一个重要原因。
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篇三
政党以控制公共权力或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为首要目标。而政党在获取执政地位后如何行使、运作公共权力就是党政关系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党政关系问题是世界上任何类型的政党在执政后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是由于不同的政党获取政权的方式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党政关系模式。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
一种是党政合一。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属于这种模式，执政的共产党管干部、管政策、管财政。共产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如越南政府、副、部长基本上都由越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担任。政府在重大问题和决策上必须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党对政府决策有最后决定权。各级地方党组织也都掌管着同级政府的行政事务。越共还在国家机关和团体中设立党组，负责检查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
第二种是“政府台前，政党幕后”。如新加坡、埃及等国家。执政党并没有无处不在，只有在选举时政党活动才很频繁，一旦选举结束组成政府后，党就退到后台，其活动只限于党内。国家事务并不是事事都经过党内讨论，然后交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党从不以执政党名义发布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党的主张通过国会立法形式成为法律，通过党员来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价值观。党的专职干部也很少，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党部只有8名职员。但实际上，执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系统，主导国家的政制过程，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和国家政治过程的主体。执政党通过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几乎可以不受阻碍地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国家政策背后无疑体现了党的意志。国家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军队和警察、工会、人民协会、金融部门、重要的国营企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大众传媒和宗教团体等都由党员骨干把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甚至十分强调文官队伍对本党的认同感。该党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政治研究中心”，负责对公务员进行政治教育，通过《公务员指导手册》，培养公务员对新加坡及人民行动党的认同。同时，对文官系统进行结构重组，那些不愿意对行动党及其目标表示忠诚的人被劝离开公务员队伍。
第三种是党政分开。欧美大多数国家以及日本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些国家，党政分开首先表现在党和政在组织结构上是分开的。党有党自身的一套组织体系，政府有政府的结构序列，两者相互独立，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统属关系。其次，党和政在履行的职能上是分开的。政党充当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利益和政策的“转换器”的角色，而不是直接代替政府作出各种决策。在竞选执政地位时，党的领袖和官员会突出其党员身份，一旦进入政府后，就会弱化党员角色，而更加突现其政府官员的角色。政党组织并不具体介入政府的日常运作和内部事务。政府决策一般由政府官员独立作出，政党的政府官员不受体制外本党组织决定和决议的约束。英国议会甚至会惩罚试图“指示”本党议员如何就法案进行投票的体制外政党组织。政党的政府官员虽然会受体制内政党组织如议会党团的纪律约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约束是非强制性的。最后，党政分开还体现在文官的“政治中立”。这些国家的有关法律都会明文规定，文官不得参加党派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在其行政行为中有党派政治倾向。即使有少数国家允许公务员参加政党及其活动，也往往大加限制。如法国文官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和工会组织，但是如果罢工，必须事先通知，并禁止高级文官参加罢工。
尽管各国执政党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但是，政党执掌公共权力有一些必须要遵循的共同规律。首先，执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对国家进行管理，而是必须通过中间环节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具体为政府的政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会(或议会)的政策、法令和法律，使之成为国家的意志，并由国家职能机关具体组织实施。再者，政党要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政党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制定纲领和确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及把本党的政治精英选派到重要的政府职位上去。最后，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要接受党内外的监督。
看过“国外执政党经验教训”的人还看了：
1.党员学习发言稿
2.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3.改革开放的经验
4.党执政的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