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二读书心得3篇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谈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下面是学习啦带来的论语为政第二读书心得，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篇一：论语为政第二读书心得

　　原以为上《论语》课定会比之前的课轻松一些，没想到老师给同学们一个下马威。课上我努力想听懂，却发现很难。课后， 又认真听了陈赟老师的录音，总算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无耐要想消化其中的全部内容，已不是听几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 就我能够听到的信息， 我感觉已非常有收获。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话，在千百年的流传中，特别是近一百年全盘西化的进程中，现代人眼中孔子和他说过的话已经被以讹传讹，偏离了甚至失去了它本来想要传达的意思。如今在书院得以知道它们的本来面目，作为中国人，感到无比的欣慰，骄傲和自豪。

　　被纠正的观点之一：孔子分享的是自己在每个年龄阶段的生命感悟， 并不是每个人或大部分人到了那个年龄，孔子所说的对生命的感悟和体会便会自然而然发生。如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现实生活的事实确是三十不立， 四十越来越惑的情形到处可见。唯有把学习作为生命的必需， 才会为生命进入到不同阶段提供了可能。陈老师说学习是那样自然，就像呼吸，就像吃饭， 这也是《论语》开篇是《学而》的缘故。

　　被纠正的观点之二：孔子何以和佛教的释迦摩尼，基督教的耶稣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孔子相比于释迦摩尼和耶稣更加真实， 因为真实， 便不会有像神那样崇高和伟大。在其他地方都有主流的教派，唯中国没有。因为宗教代表着信仰， 人没有信仰是可怕的。 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孔子没有被供在殿堂里被大家膜拜。

　　孔子通过言传身教，他的一举一动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 他分享的是，经过他的弟子“体证”，得以流传下来的“有德之言”。 这和其他各种教派只针对教徒说教是不一样的，孔子面向的是所有人，所有处在不同精神层级的人。 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被纠正的观点之三：作为普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永远达不到六十和七十的境界。陈赟老师说，到了五十是一个界限， 君子之学从十五到五十。六十和七十已是圣人的境界。这是我之前从未了解到的，也是让我豁然开朗的地方。作为人都有其生物性，君子依旧在人的范畴内，无法逾越人的生物性的可能。 但是在圣人阶段，这种局限会被突破， 达到与上天圆融的境地。这还没完，到了七十，孔子却说即便是圣人还是要回到人的本分， 遵守大地的法则。这是儒家虽不作为宗教， 但高于其他宗教的地方。

　　德里达的话：最终我们都要学会生活，学会一个人独自生活，没有什么比这种智慧更有必要了。 陈老师说， 学会生活，而非知识和技能。学会生活，学会充实地生活，学习充实地生活在每一个当下。学会生活， 就是学会做人。孔子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篇二：论语为政第二读书心得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这一依据年龄段划分的人生境界，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家将自己与孔子对照，看自己已经达到了哪一层，越往上，越是欣喜。孔子的伟大，大概主要也在他的人生境界。

　　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不简单，难在这个“志”字。中国古语总说立志当早，但年幼时哪里能够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这时候立下的长志，又怎能保证不是旁门左道?古人从小读圣贤书，倘若禀赋不适合子曰书云，那便要么读成呆子，要么半途而废。读进去的，还有可能最终成为假道学先生一类，真正从中体会到圣贤胸怀而立志于学问的人，当真如凤毛麟角。可立志对少年的确极为重要。人生本来短暂，倘若寻找自己的方向已经耗费了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就太过可惜了。王国维人生三境，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找准了自己的方向，路便在脚下。

　　三十而立，立的是事业，更是人格。倘若三十岁还在飘移不定，不能构建起由外到里足以自立的自己，恐怕孔子便要说“不知其可”了。由十五到三十，学问之道漫长而艰难。据钱穆《新解》所附孔子年表，三十岁时，孔子开始授徒设教，已经有弟子从游。孔子人格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事业也已经起步，这是孔子人生的第二阶段。

　　人生极为复杂，许多事情都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简单，因而即便已经建构起自我，依然难免在种种乖谬吊诡面前心生困惑。倘若我们机械一点来看的话，圣贤如孔子，也花了十年的时间来消解种种困惑。四十不惑，不论在学问、道德还是政治主张上，他都已经屹立不倒，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不决，不再有丝毫的踌躇不定。他已经成熟了，这也是一个人步入中年的理想状态。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天命是什么?《孟子·万章上》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人叫他做，而他竟做了的，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竟来了的，就是命运。孔子一生志于播行仁政，初在本国不见用，五十五岁高龄开始周游列国，各国国君对他敬重有加，却不肯实行他的仁政主张。周游途中时有困顿，甚至被围攻，绝粮食，师徒失散，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没有退惧，因为他相信由他恢复周礼乃是天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他的政治主张屡屡碰壁，他大概也知道这一生最大的理想无法实现了。可他依旧执着，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命运。钱穆《新解》说：“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分明施行仁政是顺天之意，却走不通，分明走不通却还是要走，最后只能叹一句“知我者其天乎”。这，大概是命运最大的吊诡吧。

　　耳顺，意思是说听到别人的言语，都能辨明其所以，不再因为别人的言语而或喜或怒。因言语而心有所动的人，多半只想到这言语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倘若像孔子这般一听别人言语就知道对方为什么说这些话，那么不论批评赞扬，都变得再寻常不过了。在孔子那儿，天命已经明了，径直走下去就是，因而于旁人的议论批评，就只当耳旁风一般。耳顺一境，年轻人最难登临，就像我，常常因别人的赞扬而沾沾自喜，又因别人的批评而垂头丧气。无奈，这只能诉诸年岁的增长，慢慢参悟了。

　　若说前面各个境界凡人尚且能够达到，那么这最后一境，就似乎只能属于“神”的境界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多难啊，人类性善性恶尚不可知，原本保有动物性的一面却无疑义，倘若没有一整套由伦理规范搭建起来的秩序体系，这个世界可能便到处是率兽食人了。由今日世界的井然有序，足见人类理性的伟大。无可否认，这是道德、规范、法律的功劳。但孔子此时的“从心所欲”，所从者，乃是“心”，以一己之心而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所逾越。这就像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无所为，却好像无所不为，万物畅行不悖。孔子有所欲，却好像毫无所欲，从不逾矩。这里以天比孔子，当然不是孔子本意，儒家即便从“儒教”这个层面考虑，也绝没有人格神的概念，因而这只是孔门弟子及后人表达崇仰孔子的方式，就如子贡所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的人生至高境界，我辈常人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也好，正如太史公所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有个伟大的人格在前，我们的人生坐标便清晰了许多，这大概已经很重要了吧。

　　篇三：论语为政第二读书心得

　　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再谈《诗经》。《诗经》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无邪”(“思”为语助词，并非思想的意思)。这里的邪不是邪恶，而是邪曲，即伪饰。无邪，就是真诚无虚。李泽厚《今读》引郑浩《论语集注述要》：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

　　若说“为人之学”，其中伪饰必然难免。文章伪饰并不难，为此下功夫的人也不少，却很少听说有谁耗费心力去硬写诗来伪饰自己，更不曾听说有哪一首抱此目的写成的诗被誉为佳作。“诗言志”，志是感情，感情本不易伪饰，即便试图伪饰也很容易被发现。因此，诗最可称得上一个“真”字。

　　《宋诗菁华录》评陆游《钗头凤》曰：“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唯其情真意诚，笔端才能凄婉萧索。又如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寥寥四句，语意平凡，直似脱口而出一般，豪无华丽辞藻可言，不带半点修饰。但这首极为平凡的诗，却因感情真诚，便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陶陶然令人沉醉。

　　我是喜欢诗的，自忖也还有一两分诗情，只是空有诗情，无奈缺少诗才，所以只能体悟诗人的情感，却难以用好诗来表达自己。以前也曾硬着头皮凑出几首，方家一看便知蹩脚之极，看来这写诗是勉强不来的。

　　孔子不是诗人，似乎也不见得有诗人气质，但《诗经》是先秦思想家必读的典籍，孔子没有不精通的道理。他读《诗经》，读的是兴、观、群、怨之道(《阳货第十七》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所有的诗句都带上了礼乐教化的色彩，这才有了《论语》中的多次引用。原本“诗无达诂”， 况且诗中本就很多比兴，后人对《诗经》断章取义，强作类比，也无可厚非。而且这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本来就为孔子所惯用。孔子思想不重严密的逻辑推理，也很少论及“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他的思路多为“如何做”，于平凡的行为要求中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