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滞后，许多社会领域缺乏基本法律，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建设的开展。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慈善法立法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喜欢!

　　慈善法立法的必要性

　　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慈善，对于一个人而言，首先说明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去帮助别人;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占到多数。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物质足够富裕，慈善才会蔚然成风，才需要规范，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当下的中国，已经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慈善法的制定，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水平，一个更加富强、更加文明的现代中国正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再局限于“独善其身”的小格局，而是拥有着“兼济天下”的大胸怀。

　　2、“社会的第三次分配”，这是经济学家对于慈善的另外一个定义。

　　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竞争，是人们的收入，是效率;第二次分配是税收、社会保障，是公平;而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是社会责任，是你情我愿的自我调节。慈善法的实施，单靠国家行政资源是无法推动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极大考验社会治理能力。慈善法草案从法制上确立了组织化、规范化、透明化、专业化的现代慈善体系基本框架，为慈善带来更多资源和动力，将极大地释放社会财富向善的力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从这个层面来讲，慈善法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将带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3、“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鲁迅先生说过的这句话，恰是慈善的内涵所在。同时，慈善代表着社会价值取向和民众道德整体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千百年来，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梦想，就一直在中国人心底生根。如今，梦想逐渐照亮现实。慈善法完美契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建构全新的慈善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的慈善文化基因，弘扬中国人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

　　慈善法草案的公开讨论，已经开启了依法治善的时代。重要的是，慈善法的讨论，打开了依法规范善行的大门和公共学习的进程。 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是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甚至是社会领域立法的一个里程碑。

　　慈善立法的参与度

　　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滞后，许多社会领域缺乏基本法律，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建设的开展。缺乏基本大法，如同在不划边界的球场开展比赛，完全依赖社会自觉，怎么可能会有健康的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规范呢?而公共道德规范的缺失，既使行政管理失序，也使社会大众迷惑，造成极高的社会成本。仅以儿童福利领域为例，近年那么多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而得不到体制性解决，就是与缺乏儿童福利法有着直接关系。慈善领域也不例外，这些年之所以争议不断，当然是与基本法的缺位有关。《慈善法(草案)》的公布，是弥补慈善领域基本法空白的一大进步。

　　讨论慈善立法，人们往往认为此法已经讨论十年，现在终于进入立法议程，是不是过程太慢了?其实，作为一个曾经深度参与慈善的行政人员，我更体会到的是立法体制的改进。从2005年开始讨论制定慈善法之后的八年，立法的起草工作主要是在行政系统内进行的。但慈善立法，牵涉到各个方面，无论哪个行政部门起草，都会有不同部门的不同意见。在各个部门必须达到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才能推进到立法的行政体制中，社会性的立法确实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而从2014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持慈善法的起草工作以后，仅用一年多的时间，立法的进度即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这既与立法起草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也与体制性的保障有着重要关系。因为全国人大会不站在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立场，其工作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全体一致。法律起草组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与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可以依据多数意见，提交人大会讨论并且再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然后再进入审议并根据多数委员意见投票决定。由此看来，凡是牵涉而较为广泛的社会立法，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应当尽可能由全国人大来主持立法，以便形成社会共识，促成社会立法的较快进步。

　　慈善法的起草过程，是社会立法系统中开门立法的一个典范。这次慈善立法的参与度是相当广泛的。起草组参与的各种形式的立法讨论即达几十场次，几乎是每周都要参与讨论会听取意见。而参与讨论会的人员包括有关政府部门、各类学者、中外专家、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慈善家等。仅仅是专家们起草的立法建议稿及修改建议稿，就有多部。慈善理论界所组织的各类专题讨论组，更是推进了许多问题的深度论证与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以法律名称为例，一开始原定为慈善事业促进法，而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起草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将名称就定为“慈善法”以加强该法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