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2)
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篇三
此书是友华伟推荐我读的，读的过程中竟有了做些笔记的冲动。一是因为作者客观犀利而又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一是联想今日自己工作中感到与中外隔阂依然不减，慨叹良久。因此也就零星记下来。
关于中外交往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在一个体系中。这是我读书过程中最大的感叹。书中也提到蒋廷黻先生的名言：“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而在我看来，中西双方各自的文化优越感始终是双方交流中无法完全消除的。就算如今是相互取予的平等交往，其间也是龌龊不断。双方较量的基础是实力，而当某一方占优势时，除了利益，总希望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这在国家关系中是很特别的。
鸦片战争之所以从广东打到福州、浙江，最后到了南京，其实就是英国人不断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英国人每次撤军总被中国官员们描述成“大捷”，英国人的恼怒也在中国官员一次次自我欺骗中不断加深。这一点在几十年后入侵西藏时也有体现(就是电影《红河谷》的情节)，那时英军是前进一次就向驻藏大臣发一次要求谈判的信函，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后来英国人也就因此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对西藏没有实际控制权。
我感觉，我们并未完全打破对外国人自卑与自负混合的复杂感觉，一方面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仍然底气略有不足，有时候会显示出过分的优待;一方面又受“中国人的世纪”这一概念撑腰，又希望在面子问题上做足文章，结果双方在礼仪方面的争执有时候甚于实质。最终大家坐到一起时，我们往往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感，从而又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利益这一本质。
而与此相对，一些外国人则仍然抱着傲慢与偏见的态度，到中国来做生意时，他们总是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几十年前穷苦不堪，看到洋人就奉为神仙的年代，举手投足都要显示出优越感，而且似乎觉得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才是有文化有教育的，结果在中国被看透底细后，就陷入嘲弄之中。外国人还是不懈地想把中国的行为方式纳入自己的体系，因此总是恼怒和怀疑中国人做生意的诚意。倒是最精明的外国人发现，有时候只要维护好“天朝”的面子，在自己貌似委屈的交往中，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从书中看，鸦片战争之中和之后，认识到英国人厉害的清朝大员们，还是想将他们纳入中国式的“人情”体系，但骨子里仍然抱着深深的戒备和鄙视，这些也都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伏笔。
关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是一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战争。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中国从唐宋到明清其实是一个开放性帝国向封闭性帝国的转化。专制帝国的农业经济格局与集权式官僚政治制度逐渐完善，在清朝前期已经发展到极致，由于没有竞争性体制的威胁，这样的局面是很难打破的。美国人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所提供的观点是，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则是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清朝已经将原有的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问题基本解决，但面对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旧有体制是无法应对的。因此，鸦片战争又成为重建秩序的新动因。
书中多次提到军费问题，以及清朝的军队组织、武器状况，很有力地颠覆了传统的观点，即如果将领再勇敢一些，抵抗再坚决一些就有赢的希望。(这种将各种事件诉诸道德和个人修为的观点到现在也被视为理所应当，其实是根本无助于反思和进步的。)当时清政府刚花费巨资打“常规战争”平定新疆张格尔的叛乱(这让我想起另一本书《西域往事》，很有意思)，面对具有代差的“高科技战争”根本无力承担。农业社会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土地税收，关税、商业税等近代社会的税源在古代中国不是没出现过，但在清朝中前期付之阙如，我觉得这和集权体制很有关系的，这种体制下土地税源不来自于诸侯而直接来自于人民，自然也没有关于税收的博弈，也就不存在对体制的冲击和寻找新税源的动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中前期为应对郑成功等沿海军事威胁，不仅禁海，强制人民内迁，并限制民间航海能力的发展，都属于消极应对措施，而后来洋务运动等变革也是为应对内部的危机。如书中所述，在这种没有竞争性体制与之抗衡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武备技术水平甚至落后于明末清初。
关于鸦片和经济
鸦片其实是一个被高估的罪恶。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是不争的事实，道光遣林则徐去禁烟的直接原因，一是鸦片已经开始进入皇室，一是各省吏道精熟的官员都在把问题推到广东一省。前边已经说了这一点。
其实书中也没有过多提及鸦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事实是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正常商品进入中国，并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有文章指出，是183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衰退使得鸦片的危害地位被更加突显，我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根本内因还是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的落后，没有对外需求。
作者书中最痛心的就是关税自主权的丧失，认为这实际上大大衰减了中国从经济方面复兴的速度。而领事裁判权的外予，在当时却被认为是“胜利”，这也突显出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天朝当时根本没有“主权”的概念，但学习这一概念的代价是无比沉重的。
清朝的经济说到底还是积累型经济而不是消费型经济，帝国的税收体系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而且这“国”的概念也仅仅是皇族。税收的大项支出是军费、救灾等，属于被动支出。因此皇帝们的财政也是先节源后开流，可无论是节流还是开源，在制度性腐败环境中何其容易?
由此我也联想现在，人们把钱存起来准备对付医疗、就学、住房新三座大山，说是拉动需求，实际上人们在这三方面的被迫支出和预防心理，却抑制了其它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比如旅游、餐饮、艺术等。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今年的APEC会议前劝中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社会安全措施，从而给百姓更多的消费机会，这其实是善意的劝告，因为只有消费才能为生产提供理由。藏在后边的一句话应该是让利于民，变国富为民富，他在美国的确这样做的，共和党的减税是为刺激经济，“让更多的小企业、小商业有更好的发展”。我很认同这一点。
对于中国，外国人最大的困惑就是有这么多人口怎么没有相应的消费水平。他们经常陷入简单的算术中，即将中国人口对于某国的倍数乘以该国消费的基准来推断中国的消费水平，在现今也是如此，我就听我们美国的一位高管说：“我不相信两个600万人口的城市没有航空需求。”而事实是，中国两个省会之间的年航空客流也可能就10人次。
关于广州
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去广州的次数比较多，而看了本书对广州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感兴趣。一方面广州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一方面，两广总督此后成为实际的外交大臣。
珠江上的河南岛现在是海珠区，高档别墅成排;海珠炮台现在是海珠广场，十分繁盛;而远离市区的琶洲，现在则是广交会的主会场，估计英国人怎么也想不到160多年后他们同样进不了广州——因为太挤。
说到广州在鸦片战争中的事略就不得不提三元里抗英。但本书经过考证，揭开这一神话：第一，与其说是“卫国”的大义凛然，不如说的“保家”的本能反应;第二，在对方火药失效的情况下围攻迷路的散兵，是胜利的主要原因;第三，此战属于偶发事件，对战局根本没有影响。作者写到，“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这就所谓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在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概念还没有建立的国度，自然也无法谈论延伸出来的“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人民，但往往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时，人民战争就成了幌子，在《闲看水浒》中《为什么官军不如民团》一文中，这一问题被分析得很清楚。在十几年后的械斗中，似乎广东人民表现出更加勇猛的尚武精神，这个等会也会提到。如今，我路过老机场的“三元里村”牌坊，总有中复杂的感觉。
与广州相关的另一个人物是叶名琛，在本书里叶名琛并没有出现，但从本书的论述中，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十几年后作为广东巡抚的难处。其一，地方大员没有任何战与和的授权;其二，皇帝总会根据各种迟滞的信息发布更加迟滞的命令。所以地方官员能做的除了抗旨自己行事，就是坐以待毙。这也就是为什么叶名琛成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的巡抚，最后被俘虏到加尔各答终老的原因。而观察他在对付“洪兵”成功防守广州城中的表现，完全是个清醒而干练的能臣。所以说中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这个体制出了问题。
关于清朝皇帝和他的大臣们
清朝的皇帝佬们将儒家意识形态利用到如此迂腐的境地也是奇迹了，但隐藏在后边的则是无以复加的自卑心理，他们用的是一种最笨拙的反证法，即证明除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的野蛮人，那么他们自己就是文明人，而证明的具体方法就是贴标签，把每个外国译名都加上“口”字旁，完全是精神胜利法。与此相对应，皇帝则以“哲学王”的标准来要求臣属，似乎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占领了整个世界。但这些道德条款都是高不可攀的，于是道德和实际修为的标准就相互越行越远，我觉得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们都具有分裂性人格，而这也造就了分裂性国格。
清朝和明朝相仿，也是个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体制，军机处大臣都具有多磕头少说话的特点;而祖制又规定提交皇帝的文件皇帝一天之内必须答复，这可就难为了皇帝，一个人的精力、阅历在足也无法应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负担，何况每个文件几乎都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决策。所以说从管理学角度，天朝就已经棋输一招了。
在清朝做官员简直是对人的折磨，简单说就是第22条军规，就用查禁鸦片来说，如果地方官员不能按期查禁吸食鸦片者属于办事不力，但如果宣布已经禁绝，可后来又发现，那么官员又有失察之过。因此，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在这样的体制下生存，谁叫当时除了往官场钻，没有更好的发展出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大臣只能一次次通过无比漫长的驿站向皇帝请示，而皇帝给的指示往往又让人哭笑不得。于是老油条们精纯的做官功夫再次得到进化，我也不得不景仰他们奏章中的语言运用水平。
——“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翻译成现代口语就是“试试看吧”)
——“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梼昧庸材，实属束手无策”(意思就是哥们我是打不过也守不住了，你皇帝佬又不让谈判讲和，这活没法干了)
看《天朝的崩溃》使我又想起孔飞力教授的《叫魂》，那也是一个皇帝与大臣之间信息战的精彩故事，控制与反控制，侦察与反侦察，从现代角度来看非常有意思。可叹的是，这样的游戏从乾隆到他的孙子道光一直在玩，直到英国人来一把将纸扯掉，大家才萋萋然。
谎言已经成为常态，英国人得到了超乎预期的经济利益，而皇帝的大臣们得以“平息事端”，不仅给主子交差，还能得到加官晋爵，真可谓中外的“双赢”。这让我看到，一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系最后给国家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关于林则徐
对于历史书上的英雄林则徐，那时包括我在内的中学生都会为他鸣不平，特别是看到他被贬到西北。其实从书中看到，“昏聩”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对他下狠手(其实论整治臣工的手段来，道光比起他爷爷乾隆差的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这个参考那时参与过鸦片战争的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们的命运就知道了。而作为道光所器重的臣子，林则徐不仅成为其他大员们如何对付洋人的参谋，而且在几年后就署复出署理甘陕。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其实有很大局限性，过分夸大他的思想，其实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鸦片战争之后
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了鸦片战争的参与者们战后的命运，作者关注的是他们有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切肤之痛，并产生思想变革，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有的还是试图以中国的方式来对待英国人。
读过《天朝的崩溃》，我偶尔又看到一本《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这一持续十多年的械斗前有鸦片战争，后有太平天国。而我惊奇的发现，正是在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政府的军事组织、行政组织没有任何变化，在技术层面也没有任何提高，且械斗发生在最应该产生变革的广东。这就更耐人寻味了。
广东土家人即很早之前移居到此的中原人，而客家则也来自中原，只不过时间较晚。战争的根本起因是人与地的矛盾，其中包括禁海导致的沿海经济凋敝;直接原因则是政府为镇压洪门而雇佣的客家人公报私仇袭击土家，而激化的原因则是政府对官员考核的又一“第22条军规”——如辖区内有诉讼则影响官员考绩，但如果无诉讼又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官员对矛盾采取回避态度，试图用非正规方式解决，使得局面更难收拾。这些都印证了《天朝的崩溃》中的观点：清朝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御外侮，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也无法驾驭。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岁月中，清朝政府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震撼。
关于写作风格
一般的学术著作总有让人昏昏欲睡的感觉，而本书用一种客观而生动的笔触来叙述，无疑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从那些黑色幽默的语言，我能感受到作者在研究中阅读史料后掩卷长叹的无奈。
比如说道道光皇帝应该最有资格回答英国在哪里，但“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呢”。再比如大员们对于英国撤换前线指挥官给道光汇报的理由是“连年构兵”，作者哭笑不得地评论“天晓得这一罪名是怎么想出来的”。而看到大员们在厦门的表现，作者则用黑体字写到：“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作者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鸦片战争“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从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有了这一清醒的判断，写作和研究就能摆脱受害者心态，回复到一种客观冷静的常态。
我读完以后还是想发牢骚，如果让我在十年前读类似的著作，我能不能读懂?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总充满着民粹主义的情感宣泄而不是冷静与客观呢?为什么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总要上升到道德层面，给予一个非此即彼的脸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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