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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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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举例说,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和港口,如果按照吨位比例交纳通行税。似乎这种方法是公平的。况且,这通行税虽然由承运人支付,他只不过是暂时的垫付,最终会转嫁的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同时有了这类公共工程,由于交通的便利,会使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消费者虽然支付了通行税使货物价格抬高,但终究比不上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斯密的意思是,由于交通便利,使运输效率的提高,虽然要交运输税,并且这运输税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但不会使货物价格高过没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的时候,并同时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斯密是反对由政府管理收税道路,其理由有三:1﹒政府出于利己之心,会把税费按照想象的急需程度而增加。这样会最终不利于商业发展。2﹒按重量收取过路费,目的在于维护道路,这种税就公平。如果政府要有别的目的,这种税费就不公平。况且这种税费是按货物重量比例交纳,而不是按货物价值比例交纳。所以课这种税的最终承担人,不是价值高而重量轻商品的消费者,却是粗笨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论国家把这税收应付何种急需,其结果将是,提供这笔税金的人,不是富人而是穷人。3﹒假使政府对道路疏于维护,我们将很难强制政府划出一定比例的税费来维护道路。

  斯密是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他认为,在文明商业社会,对普通人民的教育,比对有身份有财产的人更需要国家关注。因为,有钱人在年青的时候有时间﹑金钱来学习。此外,有身份与财产的人所从事的职业,用脑时候多,用手时候少,不至于使脑力变的迟钝。而普通人由于生活压力,即缺少财产和时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用脑力会很少,所以穷人更需要国家教育资助﹒﹒﹒﹒因此,国家只需要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使全体人民,甚至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并且,在普通人的孩子中,如学业优良者,国家应给予奖学金。

  斯密认为,即使国家对下层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教育也是值得国家注意的。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在无知的国民之间,狂热和迷信往往会惹起最可怕的骚乱。一般下层人民所受教育越多,愈不会手迷信和狂热的迷惑。另外,受教育及有知识的人都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守礼仪和秩序,他们都会觉得自己人格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因而他们会更看中那些法律。﹒﹒﹒这样,反对政府的文字或论调,就不能欺骗他们。。。。这对政府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驴想起了一个故事: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当时蒋婉拒祝寿,但盼海内外同胞就国计民生问题直抒所见。《自由中国》杂志向胡适先生约稿,胡适先生有感而发,写就《述艾森毫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先生在结尾劝蒋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彻底思想这六字决’。努力做一个无智无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能’的元首。”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四

  继上一次的《新卖桔者言》,这次我选择了读《国富论》。和《新卖桔者言》不同,这本书的内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刚开始看的感受:“这些字分开来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上网查阅这些内容的意思。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现在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五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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