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读后感精选三篇

　　《说中国》，很小的一本书，却从新石器时代讲到了清朝结束，大历史的意味昭然若揭。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说中国》读后感精选三篇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中国： 复杂的共同体

　　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国家、族群与文化交织杂糅的复杂共同体。

　　“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作者按照约定俗成的朝代演变对其进行考察，“考察其中政权、经济、社会和文化观念这四个项目，将其作为四个变量，考察其共同建构、交互作用以及不断适应的动态趋衡。”得出结论是：

　　中国并非从国家、族群或文化的单一角度可以看明白的。“华夏/中国”是国家、族群与文化交织杂糅的复杂共同体。共同体依靠着统一的经济网、流动的社会结构、共享的文字系统而维系。

　　对复杂共同定性的话，天下体系或者天下秩序更好。一个坚实的核心，而无坚硬确切的边界。

　　该复杂共同体对外能不断容纳涵化，“由于很早就凝聚了一个核心，才有不断转变与成长的依托：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涵化的可能性来源于其边界是弹性的柔性的，也来源于其弹性柔性边界内的多元并存的空间。对内能不断调适，调适的力量则来自于科举或准制度的设置，带来了大众与精英的社会流动通道与机制。

　　而这复杂共同体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吸纳、调试与变化。在宋前都是这样的过程，高潮则是唐代。宋后则由向外扩散变为向内收缩，天下的“华夏”收缩为汉族的“中国”。

　　仿照奥斯卡·王尔德的论述，可以说华夏文明所有好的东西都受惠于宋前，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宋后，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宋前形成了华夏文明的内质，那么宋后则构造了外壳。

　　大历史视角下的极简中国史

　　很小的一本书，却从新石器时代讲到了清朝结束，大历史的意味昭然若揭。以前没看过许倬云的书，不过大历史的概念，在看黄仁宇的时候已经比较熟悉。但看的几部黄仁宇的书都是断代史的分析，像这样以大历史的视角分析整个中国史的还是第一次看。一直以为，做任何的研究，都要有一种既能深入进去探微知著，又能跳出俯瞰全貌的能力，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意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取知识，建立认识。所以大历史的视角真的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全书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将中国历史串了起来，很有意思。夏商周秦汉唐是成、大成的阶段，形成了天下国家;唐的极盛之后，下坡开始，进入了住的阶段。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经制度，都已开始僵化。由于宋的偏安一隅和辽、金、西夏等的存在，天下国家已经不存，宋似乎也只能看成是列国之一，虽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却也不再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蒙元算不算中国?中华文明这里是不是出现了断裂?近来这问题似乎成了一个热点屡被提及。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一下折衷，将蒙古帝国和忽必烈的元朝进行了区分，认为蒙古帝国是独立的另一个帝国与中国没有关系，而忽必烈的元朝则可以看作是中国的一个征服王朝。元明清三代是中国走向坏的阶段，明朝虽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的统治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至于满清，作者则认为危害更巨。“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使用武力，没有机会严重损害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满清统治，则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了更晚近的一次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摧残，窃以为这一次的摧残更惨烈更彻底对现今的影响也更大...正如作者所说，历史上，中国的儒生阶层曾经不断有节烈之士，代表文化的良心、社会的正道，抗议皇权与政权，直到明代，舍身抗议的人物还是有很多，可是在清代，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就少多了...

　　最后，借用顾颉刚“古史辨”运动中的标榜，历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要探寻真相，历史也不例外。历史不应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应该是一个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了解真相，回归常识的工具。

　　“中国”之外的“鸡肋”之痛

　　偶在书店看到这本小书，许老先生的大作，似乎一时间成为了畅销书，便提起兴趣买来看看。许老先生的历史学功底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对于许多制度、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十分的深刻而全面。然而，本书的后几章，尤其是讨论元明清三代专制制度的部分，显然已经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研究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历史的价值倡导了。许老先生针对元清的外族血腥征服、阶级压迫以及明代承袭前代的暴力统治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于是乎，倒数几章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警示暴力和专制的前车之鉴。然而，以史为鉴固然可取，但元明清三代的专制帝国是否真如此一无是处以至于远不及于汉唐气象，两宋风骨?

　　无论是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是今日对于“新清史”的争论，本质都是一个问题：汉族以外的族群是否应该在历史上算作中国的族群，他们建立的王朝，是否应该属于中国的王朝。不得不说，历史上非汉族的王朝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块名符其实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有愧。我们不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以所谓的单一民族成分构建“汉族”的国家，又不能不承认汉族王朝的确在历史上屡次遭到征服的事实。事实上，许先生的副标题——一个不断变化的负责共同体——巧妙地避开了静态的“我者、他者”的讨论，以“核心”、“天下”的概念，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族群交流看作一个独特的、动态的“共同体”的变化，这是具有独创性的。然而，在论述元明清三代族群特征时，许先生似乎又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那种“鸡肋”之痛，一定要显示出出汉民族的“中国”和草原王朝“腹里”的对立。造成这一矛盾而痛苦局面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还是在于历史学家对于“中国”核心与“天下”模式的执着。

　　诚如许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47)作为这种模式的“中国”、“天下”、“汉”在汉代达到高度的统一性。然而，正如书中所指示的，自“五胡乱华”以来，“天下”的国家模式事实上已经衰坏，(91)“中国”、“天下”、“汉”这三者的内涵已有相当差异。再到唐代，“天下”已经远不是“汉”和“中国”所能涵盖的了。(108)如此到了元代，如果我们还执着于“中国”的概念，未免就有些一叶障目了。唐代之所以往往还为汉族所崇敬，乃是因为唐代虽然“天下”与“中国”不再具有统一的内涵，但仍是以“中国”作为核心在统治“天下”。元代却不然，蒙元以草原作为“腹里”来统治汉地的“中国”，“天下”的发散方向逆转，“天下”、“中国”、“汉”彻底成为互不统属的独立概念，造成历史认识前所未有的困难。

　　了解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们就可以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秦汉对于“天下”、“中国”、“汉”这三种概念高度统一的实现固然伟大，但天下未有不变之法。历史的演变需要我们找寻对中国历史新的解释。由于元代以后三种概念的相互完全独立，我们根本无法简单的将如今的中国与“天下”、“中国”、“汉”中的任何一种概念对应。现代中国或说具有现代主权意识的中国，绝不仅仅是2000年前秦汉模式的复制或者是添加，而应该是秦汉的制度遗产与近代(此处泛指宋元明清时代)的民族征服、被征服相互交融与妥协的产物。可惜的是，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熟悉和依赖秦汉唐的大汉帝国历史，却对宋元明清时代的所谓“异族”知之甚少，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学者所希求的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与实际的知识局限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难以消除的“鸡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