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读过的人也各有各的感受。接下来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欢迎阅读!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篇一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文章中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并由此反映了如不真正打碎农民的精神枷锁，中国的民主革命很难有光明的前景。但阿Q形象的意义又远远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表，他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蕴涵。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不去反抗斗争，反倒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他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只求得在精神上战胜对方;他最能自尊自大，毫无根据地炫耀自己的前世和将来，又最能在现实中毫不知耻地自轻自贱;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甚至以自己的弱点为荣;他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要女人，要房子，要钱等)，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虽然，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已不是阿Q所独有，它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高度概括，是民族病态的集中体现。“阿Q相”已成为民族劣根性的代名词。精神胜利法深刻的阶级根源来自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意识，其历史根源则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屡次遭外族侵略的屈辱紧密相关，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等弱点，又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易感染上精神胜利法。鲁迅多次表明，塑造阿Q的形象，实为画出国民的灵魂，以拯救民族的命运，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阿Q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永远过去，但阿Q性格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却并未绝迹，这正是阿Q形象的思想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尤其是，鲁迅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绑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文章中的“大团圆”描写，其实是对阿Q的革命既不简单的肯定，也不简单的否定：阿Q的向往革命是必然的，是由他的被压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阿Q革命的动机是模糊的，是出于一种激动而盲目的情绪，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阿Q的革命目的是极端错误的，无非是杀人、夺物与传宗接代;阿Q的革命方式是荒.唐可笑的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将辫子盘在头上，或去投靠革命党。由此看出，鲁迅对阿Q的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阿Q的“大团圆”的结尾也是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必然结果，他既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正是通过阿Q这一悲剧结局，鲁迅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鲁迅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在形式上，出色地将悲剧和喜剧两种不同的风俗融为一体，达到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有机统一;在写人的艺术上，成功地将西方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及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等特点，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统形式的结构及用人物自身言行来传达人物神情的艺术传统融为一体。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篇二

　　众所周知《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上最杰出的小说，所谓“旷代文章数阿Q”。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造形象的方法也是相当高明的，其精当的环境描绘，精彩的对话描写，深刻逼真的心理表现，冷峻峭拔、含蓄精练又饱含讽刺的语言都让人赞叹。可以说，《阿Q正传》已经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它的很多方面都是今人学习的一个典范。

　　但是，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也难免有黑子一样，《阿Q正传》也不是白璧无暇，在它第九章《大团圆》的最后写阿Q临刑前看到众看客的眼光的一段心理描绘，在艺术上就存在明显的硬伤。

　　当阿Q看到那些等着为杀人喝彩的人们，作者这样写到：“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会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对于看客，鲁迅是铭心刻骨、深恶痛绝的。在日本学医时看幻灯片，看到外国人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在围观，脸上现出麻木的神情，那一镜头极大的刺激了鲁迅，并在他心里定格，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茁壮，都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自己的第一要做，就在于医治他们的灵魂，从此弃医从文，为改造国民性而奋斗。对于看客内心的阴暗丑陋鲁迅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揭露和抨击，在《药》中写华老栓去买人血馒头时，那些看客的丑态是：三三两两聚集，又围成半圆，脖颈伸得很长，仿佛多鸭，被无形的手提着了似的;在《祝福》中作者写人们的那种生了蛆的同情是，跟着祥林嫂围观祥林嫂来一遍一遍地听她阿毛的悲惨故事;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整篇小说来揭示看客内心的阴暗;在《阿Q正传》的前文写阿Q的丑陋是，从城里回来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还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在其杂文中也有多处对这种看热闹看杀头的癖好的批判。这里鲁迅再一次用尖锐犀利的语言，穿透了看客的皮肉，活画出看客的灵魂。这样描绘的确使文章更具批判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但这段描绘虽然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上却是失败的，它不符合艺术的真实。一、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以前且不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阿Q太可悲、太可怜了。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阿Q不也曾是一个看客吗?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阴暗呢?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二、即便阿Q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他可能会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死前的恐惧。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而求思想了。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篇三

　　一、女性观

　　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在士大夫的眼中，女人的意思有两个：要么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要么是破国亡家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施;而在做史论时则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男人对女人，一面是轻蔑，一面是追求，连屈辱不堪的阿Q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也是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连人也称不上了，男尊而女卑。

　　二、传统习惯

　　“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Q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Q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习惯有好坏之别。尊老子幼，文明礼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都是好传统、好习惯，值得发扬光大;至于女人缠足，男人脑后留条长辫子，虽是传统习惯，则不是什么好习惯，确确实实是有弊无利。

　　三、革命观

　　阿Q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为核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结果。

　　四、奴隶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Q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Q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Q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Q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Q式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五、看客态度

　　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里鉴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上的伤疤、阿毛被狼叼走做笑料;而“阿Q十分得意的笑”着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Q讲杀革命党的事，阿Q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而魅力不朽。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我们民族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弱点的大暴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