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宜兴红茶的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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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宜兴红茶的历史典故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 宜兴产茶历史久远，古时就称之为“阳羡贡茶”、“毗陵茶”、 阳羡茶。据《宜兴县志》载，饮茶的创始人却是一位叫潘三的农民，后来被尊之为宜兴的“土地神”。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引“重修义兴茶舍记”：有一位和尚把阳羡山中产的野茶送给当时的常州太守李栖筠，经他请陆羽鉴定后，建议当作佳物进贡给唐代宗皇帝，时间是大历年间(766年左右)。仅次于陆羽的第二位“茶圣”。诗人卢仝，写下了“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咏茶名句，明末清初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记有“天下茶品，阳羡为最”。

　　唐武宗年间，阳羡贡茶数量达到一万八千四百斤。曾在宜兴居住的著名诗人杜牧在《题茶山》诗中，也写下了“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泉嫩黄金涌，芽香紫壁裁”的名句。在唐代肃宗年间，常州剌史李栖筠开始，每当茶汛季节，常州、湖州两地太守集会宜兴茶区，并且唐皇特派茶吏、专使、太监到宜兴设立“贡茶院”、“茶舍”，专司监制、品尝和鉴定贡茶的任务。采下来的嫩茶，经焙炒好后，立即分批通过驿道，快马日夜兼程送往就京城，赶上朝迁的“清蝗宴”。当时称此种茶为“急程茶”，一刻也不能延误。那时在金沙泉边焙制春茶，茶灶成排，灶火不熄，香飘十里，醇郁不散，因此有“焙茶十里水泉香”之说。

　　与唐朝相比，宋代阳羡茶不仅深受皇亲国戚的偏爱，而且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多次到宜兴并打算“买田阳羡，种桔养老”的大文豪苏轼，留下了“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泉”的咏茶名句。而卢仝曾在宜南山区种茶，他写的《七碗茶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更被奉为日本茶道文化的启蒙内容。元朝阳羡茶却因战争而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万历志》卷四记载：“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一斛合今天的33.5升，应该说元代进贡的阳羡茶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为了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之外，又设置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兼管宜兴的贡茶。

　　到了明代，阳羡茶依旧是贡品。明代的制茶工艺、饮茶习惯有了较大改变，叶茶(片茶)逐渐取代了末茶，绿茶制作工艺基本成熟，在沿用煮茶法的同时出现了沏泡茶的方法，并且开始用紫砂壶泡茶。到崇祯年间，开始设立茶馆，饮茶得到进一步普及。由于茶叶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朝廷对茶叶的生产和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设立了“茶局”和“茶引所”。宜兴至今还保留着茶局巷、茶亭等茶文化古迹。

　　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起起落落，但上层名流、文人雅士，仍然十分喜好阳羡茶，并由饮茶而推崇紫砂壶，使紫砂壶达到鼎盛时期。民国以来，宜兴人到茶馆品茶，已成为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宜兴的茶叶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茶园面积从建国初期的1万多亩发展到现在的7.5万亩，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均居江苏省之首。2002年，宜兴成为全国首批20个无公害茶叶生产示范基地市(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