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贷论文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是关键,而建设功能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正是形成高效资金流的重要手段。下面学习啦小编就为大家解开农村信贷论文，希望能帮到你。
农村信贷论文篇一
近年来，基层法院受理的金融纠纷案件大幅上升，且基本上是农户小额贷款案件。笔者对近年来审理的农户小额贷款案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户小额贷款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作如下分析。
一、农户小额贷款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信用社在通过诉讼方式催收借款时未认真审查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有些当事人已不具备主体资格，增加了贷款回收的风险。2、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审查不严，有些借款人假借他人之名与金融机构签订借款合同或保证合同，致使贷款最终无法追回。3、金融机构贷后监督机制不健全，贷后疏于管理，甚至不予催收，待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或临界时，才发现借款人甚至保证人均下落不明，贷款回收无望，形成不良贷款。4、有些信贷人员素质低下，为逃避责任，在明知借款合同或保证合同上的签名虚假时，声称借款人及保证人下落不明，要求法院利用公告方式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或在借款人、保证人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阻止其到庭，使得一些当事人认为合同上非本人签字，与己无关，即使收到法院开庭传票也不到庭，使审判人员很难识别真伪，容易形成错案，导致当事人上访或申诉。
二、农户小额贷款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1、自然及市场风险。小额贷款的对象基本上农民，农民贷款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的投入，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受自然及市场影响较大，存在着较大的自然及市场风险。一旦农业受灾，农业减产，产品销售受阻;将直接导致农民减产，还贷能力减弱。这些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加上贷款对象点多面广，一旦遇上，农户贷款就难以清收，农业的自然及市场风险将直接转化为贷款风险。2、贷款调查不到位，部分村农户资信评估存在形式主义现象。目前，农户小额贷款审查和信用评级主要依靠村委和农户，但村委会和其成员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难免掺杂一些人情关系等成分，使资信评估工作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片面性，而信贷人员又缺乏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深入调查，有的农村信用社在核发农户贷款证时，主要基础资料靠村组干部代为填报，信贷资料残缺不全。有的信贷员在放贷中，只采取听村组干部对贷款农户的口头介绍，看村组干部报来的残缺不全的基础资料，甚至凭贷款户近年还贷感觉等。由于信贷人员调查不深入，对贷款户情况掌握不够，造成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居高不下。3、办理贷款手续时审查失误，造成责任落空的风险。农村信用社在办理农户贷款手续过程中，未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只凭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证明、印章办理手续。表面上看似乎手续严密、完善，实际上因农户贷款证一旦转借他人、被他人盗取、骗取，就形成冒名顶款。在联户担保贷款中，也存在担保人未到场，其印章、签字、手印全由一人操办，并未真正完善担保手续。这些贷款一旦逾期，极易导致责任落空而形成贷款风险。另外，因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户担保贷款比较容易取得，一些工商企业特别是困难企业在通过正常渠道难以获取贷款的情况下，以企业负责人、会计、内部职工等个人名义，以农户贷款的小额信用贷款，联户担保贷款等方式向农村信用社获取贷款，用于企业开支使用，一旦企业无能力归还贷款或破产，就形成纠纷难断的贷款风险。如去年受理的8起小额贷款案件即是以企业负责人、会计，内部职工等个人名义，以联户担保贷款的方式向农村信用社贷款，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现该企业申请破产还债，该贷款纠纷难断，形成贷款风险。 4，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贷款管理滞后。贷款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农村信用社应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一方面农户贷款额度小、对象广、分布散，行业杂，而信用社信贷工作人员力量不定，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的到期清收。另一方面，有的信贷人员存在重企业轻农户的模糊认识，认为农户贷款是人在帐不烂，所以农户贷款逾期也不及时催收，加之管理部门对农户贷款贷后检查不到位，有的信贷员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千元或万余元，因此造成贷款逾期不闻不问，借款农户下落不明，导致农户贷款不良比率有增无减。 5，信贷人员素质低下，形成道德风险。农村信用社有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甚至假冒贷款，使信贷风险有延续和放大的可能。6、部分农户信用观念不强，容易引发信贷风险。由于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纷纷逃废信用社债务，受社会信用大环境的影响，部分农户信用观念淡薄，总是挖空心思钻法律滞后的空子，千方百计逃废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如有的贷款农户贷款后全家外出打工，致使贷款到期通知单无法按期送签，使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败诉或不得已而申请撤诉。有的农户甚至在信用社上门催收时还以种种方式抵赖，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要人情关系，一旦贷款到手，宁可逾期加息也不愿意到期主动归还贷款。如果对这部分农户的贷款催收措施软弱，将间接地助长农村信用社环境的恶化而造成贷款风险。
三、农户小额贷款风险的防范措施
1、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由于农业的投入效益低下，农村信用社只得以高成本、低收入的方式向农户投放贷款，而鉴于农村信用社担负着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国家应从不同角度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撑，让农村信用社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如减免信用社支农贷款利息收入营业税等。对信用社投放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息实行减免税，既可以减少信用社支出，壮大信用社的支农实力，同时又可以减轻农业负担。再比如建立农户贷款保险机制。农民在贷款生产经营中出现的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是无法防范的，农民目前的弱势问题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和完全由农村信用社承担，应建立农户贷款的风险基金保障制度和农户贷款担保机制。
2、健全信用社内控机制，强化贷前调查工作。贷前调查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管理的一向重要制度，是加强和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质量的关键。农村信用社在发放贷款前必须严把调查关。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应对农户的家庭人口、承包面积，劳力、家庭年收入、支出、资信状况等进行认真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农户评级结果达成一致后，由评信小组成员签名确认，明确责任，并联责清收，对农户评信结果应在村公务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在发放贷款证过程中，应由信贷员送证到农户手中，严禁将农户贷款证交由村干部或农户代表代送，以防止丢失、涂改、乱收费等现象。
3、落实信贷分级审批责任，严把贷时审查关。从基层农村信用社到县级联社，必须配备强有力的信贷审批班子，严格实行贷款分级审批制度，提高信贷审批实力，规范信贷审批行为，明确分级审批权限，落实信贷分级审批责任，避免审贷流于形式。继续深化内部机制改革，强化内控建设，消除风险管理的漏洞。在强化信贷员第一责任人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基层社主任的责任，严格贷款审批手续，落实借款人，担保人与信贷员三见面制度，核实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真实性，确保借款手续合规有效。
4、落实责任，强化贷后检查制度。贷后检查是降低贷款风险的关键。农村信用社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农户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将贷后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对农户贷款的管理和回收制定管理目标，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要分清人为与客观因素，合情合理地追究责任，提高对到期贷款的回收率。因为贷款一经发放，其使用权即转移给借款人。因此，贷后必须深入贷款农户进行检查，检查贷款资金是否用于农户生产，是否被挪作他用，一经发现应及时采取收回贷款措施，降低信用社的贷款风险。
5、加强农村信用社员工的素质建设，把不良贷款风险降到最低。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农村信用社一些员工自身素质差是造成不良贷款产生的首要原因。因此，农村信用社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积极向上的信合队伍，克服信贷投放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加强对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严格规范贷款操作，对贷款“三查”制度落实不到位、贷款手续不完备、信贷人员与贷款户恶意串通骗取贷款、违章贷款、人情贷款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对在贷款运营过程中违法违规现象要严加查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造成贷款损失、形成不良资产的，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追究贷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最终使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6、建立信贷公示制度，加强对农户贷款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群众在农户信用评级、信贷投向、跟踪管理等方面的监督作用，推行农户贷款公示制度，将贷款农户的姓名，贷款金额、用途、担保人等进行张贴公示，对有改变用途，冒名贷款，多头贷款的，群众可以举报，从而将信贷资金运行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防范贷款风险。同时，对到期催收不还贷款的农户可采取在黑板报上抄报名单或通过广播、电视公告;对有钱不还，故意拖欠、有意逃废贷款债务的农户，要采取法律手段强制催收，并将其公开曝光，让其受到经济和法律的双重制裁，做到制裁一个，影响一片，教育一方。对恪守信用，到期主动归还贷款的农户可发给《信用证》，并在贷款的授信额度和贷款利率上给予优惠，以提高贷款农户的信用观念，防范贷款风险。
农村信贷论文篇二
为了优化农户贷款环境，1999、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制定并颁布了《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提出农村信用社要适时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贷。这标志着中央银行决定在正规金融制度框架内开展过去主要由非政府机构或组织实施的贷款方式，并希望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改善缺乏抵押和担保能力的中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全面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活动在2002年得到了大发展。据中央银行的统计，到2002年底，全国就有30 710个农村信用社开办了此项目，占农村信用社总数的92.6%;两种小额贷款余额共近1 000亿元，获贷农户5 986万户;评定信用村46 885个，信用乡镇1 736个。农村信用社正以主力军的身份出现在小额信贷的舞台上。
1双赢的信贷方式——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
1.1农户小额信贷——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实选择
从市场营销的一般原理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是农信社积极开展贷款营销活动的有效途径。市场营销学理论认为，要实现某一机构目标，关键在于确定目标市场的需求情况，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地更快捷地为消费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农村信用社而言，贷款业务是其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农村应该是其最主要的市场，因此能否抓住并赢得一般农户关系着各家农村信用社今后业务发展与竞争成败。农村市场主体——农民大多数以家庭为作业单位，进行小规模经营，资金需求额度较小，又无有效抵押物作担保品。因而，改变了过去金融机构追求抵押、担保，寻找大户的贷款方式，采取了分散、小额贷款形式，按照农户信用等级或采取联保方式发放的小额贷款是农村信用社为农村市场提供的最适合产品。若要不顾自身经营能力、经济实力和公共关系盲目去抢占城市市场，无异于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从农户小额信贷的实施效果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促进了农村信用社资产的优化和自身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支农实力，形成良性循环。如今的农村信用社已经是商业化了的独立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因此，如果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不能为其带来任何好处的话，其必然会退出小额信贷市场。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热情不断高涨。这无疑源于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实践。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2 589亿元，各项贷款增加1 951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下降7个百分点，实现增盈减亏33.86亿元。通过对湖北省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展小额信用贷款与企业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其结论为：从风险的角度看，小额农贷的风险低于企业贷款，而对利息收入的贡献却大于企业贷款;从农户小额信贷与企业贷款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如果考虑坏账损失这一风险成本因素在内，农户小额信贷总体收益率反而比企业贷款总体收益率高10.643个百分点。因此，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中坚力量的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满足农户贷款需求的一种积极表现，同时也是培育自身新的金融业务点和盈利点的需要。
1.2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农户脱贫致富的法宝
首先，农信社小额信贷极大地改善了农户贷款环境，而且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村委会成员对本村村民的具体情况比较了解，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采取与村委会成员合作组成信用评定小组(有些地区信用社还建立了村信贷协管员制度)对农户进行全面的信用等级评定的方式，并采用“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贷款方式使农户在规定的信用额度范围内随时可以获得贷款。这种贷款方式对于农户来说，简化了贷款手续，免除了传统商业贷款活动中借款可能发生的公证费、资产评估费、招待费等，也不需要承担国际经典小额贷款模式所涉及的强制储蓄成本、缴纳小组基金的成本、频繁参加小组会议和频繁还款的交通成本及机会成本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克服了金融机构与农户贷款博弈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户获取贷款的可能性。
其次，实践证明，农村信用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在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抑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支持“三农”中坚金融力量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发展有了新的要求——中国农业必须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而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无疑为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山西省临汾市农户自2001年以来，在农村信用社的支持下，通过“公司十农户”的模式，办起了几十个333.3～2000hm2大小不等的蔬菜基地、特色水果基地和药材基地，建成了果蔬保鲜中心，组建了销售中心。通过企业建基地、小额信用贷款扶植农户进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方式，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得以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农户也不会因贷款难而丧失追求农村新的经济增加点的机会，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武汉新洲区农信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成效显著。2002年，全区小额信贷累计投向渔业4 000多万元，蔬菜1 400多万元，蘑菇700多万元，蛋鸡680万元，鸡汤420万元，木业220万元。仅大埠水产养殖区投放贷款达850万元，接近40%农户得到了贷款支持，新增精养渔池400hm2，新增黄颡鱼套养面积333.3hm2，促进了养殖业超常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支柱产业的建设。通过调查，在当地通过贷款发展渔业的农户，户平收入增加2 000元，人平纯收入达到了3 400元，比上年增加400元。
2三大主要矛盾——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拦路虎”
2.1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
从资金供给方面看，截至2002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 147亿元，占总贷款额的37%，已由19 542家信用社资不抵债，占机构总数的55%.巨额亏损严重削弱了信用社的资金投放能力。央行为弥补信用社贷款资金的不足，采取了输血型的再贷款，但资金规模远不能满足，而且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社来说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处于试行阶段要其把大部分信贷资金转向小额信贷对于一向具有“城市化偏好”的农村信用社来说确实还需要时间和勇气。从资金需求方面看，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成功运行，是解除我国需求型金融抑制的最佳途径。一方面说明农村信用社的借贷资金不再遥不可及，另一方面，许多由于获得了小额信贷资金支持而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的农户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活广告，在这种示范效应下，需要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的农户肯定会有越来越多。随着该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额也会越来越大。
2.2单一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与多元化、多层次贷款需求之间的矛盾
(1)期限。目前的农户小额信贷并未能建立起一种农村信用社向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满足农户多方面需求的有效机制。由于农信社自身资金实力有限，现阶段农户小额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央行的支农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一般较短，为6个月、9个月，最长为一年，并规定不得展期。
(2)利率。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借贷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果利率过低，小额信用贷款又会再次成为寻租的对象，中低收入农户又会面临再一次被边缘化的可能。如果利率过高，则会加重农户借贷成本，打消向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的念头。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成本和农户的还贷能力实行浮动利率。
(3)金额。由于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农户的生产也不再局限于粮食生产，还要进行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花卉种植等，因此农户的贷款需求与以往相比大大增加。但是农村信用社在设定农户小额贷款金额时，非但没能充分考虑到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变化，而且从农村信用社或者信贷人员自身利益出发，为降低信贷风险，存在人为压低贷款额的现象。
2.3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与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运作之间的矛盾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其无疑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喜事，即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信贷服务，为其脱贫致富创造条件;又为农村信用社带来了新的可能的利润增长点。但是，但从农村信用社的角度来说，太多的利益外溢，因为其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是无法体现在其收益表上的，也就是外部化了，而且在现有体制下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甚至还有可能承担部分社会成本。因为在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特别是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尚未广泛建立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承担本应通过保险由社会共同承担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农村信用社开展农户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仍出现严重的“扶富不扶贫”的现象。据报道，80%左右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际上是投向了高收人农户，在对中低收人农户发放贷款时，农村信用社仍然较为谨慎，中低收人农户可获得性仍然没有较大的改观。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地区小额信贷资金机会成本会很高，农村信用社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渠道。笔者曾对浙江省某市的一家农村信用联社农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就该信用联社发放农户小额信贷的总量来看，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 900万增加到2004年的3 400万，增长率为1.47%.但从其所占该农村联社当年贷款总额来看，该信用联社2003年的贷款总额为18.294亿元，2004年为19.218亿元，增长率为6.24%，明显高于农户小额贷款的增长速度，而且农户小额贷款所占总贷款的份额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分别只占1.59%和1.74%.
3三大有效措施——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发展的出路
3.1探索科学的运行机制——科学设计农户小额信贷的利率、期限和金额
一要本着为农户着想、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依据风险大小、信用高低和农户的偿还能力，适当控制贷款利率的浮动，实行差别贷款利率;二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使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业资金周转速度相衔接，坚决克服人为缩短贷款期限和违背农户意愿安排贷款的做法;三要确定符合农户资金实际需求的贷款额。农户小额信贷以“小”为特征，主要解决单个农户的资金需求，防止“垒大户”造成的信贷风险。但小额信贷也不是越小越好，发放的贷款额应至少能维持农户整个生产周期的资金投入量。
3.2构建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业保险和农业贷款担保制度
农业的双风险性使我们在小额信用贷款的推广过程中，为保证小额信用贷款的良性循环，应规定农户投资的农业项目向保险公司投保。这是一种将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转嫁给了社会的有效途径，并且符合分摊风险的互助原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展了农业保险业务，我国自1992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以来，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试点，但由于商业保险机构的商业利润动机和实际政策功能之间的矛盾，使其发展困难重重。实践证明，这种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形势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新型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制度。可以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明确界定农业保险公司的性质，专门办理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确定农业保险的法律地位，确定其主要经营目标不是盈利，其经营目的、方式和规则等都是与商业保险不同。
3.3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给予优惠政策，引入竞争机制
给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具有社会性，能增加社会福利。研究表明给穷人贷一美元比给富人贷同等数额的款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如果农信社的农户小额信贷将服务群体扩大到贫困者或低收入人群，则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而且带有公共品性质。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原理，由于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公共品的供给永远是低于最佳供应水平，即公共品的供给是不足的。因此农村信用社在没有任何外部条件激励的情况下，向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显然是没有动力的。作为反贫困主体的国家，不能将带有反贫困性质的业务完全推给已商业化的农村信用社，应通过减少税费或资金的优惠来帮助农村信用社发展小额信贷。如在再贷款利率方面给以适当的优惠以降低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成本或调整支农再贷款期限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或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小额信贷营业税与所得税，鼓励农村信用社多发放小额贷款。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支持，允许像邮政储蓄等机构进入农村小额信贷市场。这样不仅可以减低因农户业务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金压力，而且通过竞争，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农村信贷论文篇三
目次
一、引论
(一) 改革的背景
(二) 改革的目标
(三) 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四) 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一) 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二) 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四 结语
一、引论
(一)改革的背景
自从1950年确定建立信用社以来，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已经经历了数次改革。当前，新的一轮信用社改革又开始了。本次改革是在两个交叉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和资金的不断外流，缺血与失血并存。而作为农村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不仅承担不了资金支农的使命，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外流管道。第二，金融问题。自从1998年商业银行撤出农村后，一方面作为正式金融的信用社的异化加剧，同时各种非正式金融在政府遏制下无序发展，整个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重新整合以消除风险、增加活力。信用社的改革必须联系这一背景。
(二)改革的目标
根据国发〔2003〕15号《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15号通知)的规定，改革的目标是“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三大目标能否在信用社这一框架内获得协调?目标与信用社本身的功能定位有没有内在的冲突?
(三)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根据15号通知及历次试点会议的内容，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如下：一是产权模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选择股份制、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二是组织形式问题，即信用社是采用以县为单位的一级法人、乡镇信用社和县联社的二级法人还是银行形式。三是管理模式问题，这里的管理专指行政管理，15号通知将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因而专指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四是金融监管问题。四个问题中，前两者为微观领域的改革，后两者为宏观领域的改革。
(四)改革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同很多次的重大改革一样，法律及法学界再次缺席。表现在：第一，从学术上看，很难见到法学学者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对策性或学术性见解;第二，从制度上看，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改革，却缺乏一部明确各方根本性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规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法学理论，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多层次利益主体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其范式、原则、宗旨及规制手段都有极强的学术与实践价值。它的缺席，无疑是改革的不幸。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尝试以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为指导，对当前的信用社改革给出一个经济法学角度的思考。本文选取“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这一视角入手，原因在于管理模式在政府主导型改制中的核心与枢纽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改革中，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管理模式的改革状况。
二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实然分析
(一)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与经济法的法益观
1、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利益冲突
第一，信用社比较明确的行业管理始于1979年，从那时起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合一。第二，1996年进行的改革决定农信社和农业银行脱钩。业务管理和金融管理分别由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1第三，2003年，15号通知决定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省级联社或者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区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地市不再设立联社或者其他形式额独立管理机构。”
在信用社的改革史上，管理模式始终是备受关注的焦点。综合来看，在这一博弈中，涉及如下的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用社(包括职员、社员)、信用社所在地的与之相关的利益相关人(比如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层次性的关系?信用社的控制权在各个利益主体间是如何分配的?它的变更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性的把握这一系列问题。
2、经济法的利益观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法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法并不创造利益，法律只是发现那些急需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利益。”2利益衡量是每个部门法分析问题的起点。而经济法的三元利益调节模式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对现代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包容力。
从近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分化，表现在当代学术思想上，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三元模式、柯亭。 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的模式等等作为对这一分化的概括。2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的分化，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之外发展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范式。多层的利益结构中，公共利益逐渐凸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变化也催生了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但是行政法、民法过多的向公共利益靠拢，只能导致这两种部门法本身的异化，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进行现代化，但却难以完成社会化。3完成这一使命的是经济法学理论。即在以二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公法私法之外发展出的三元利益调整模式为特征的经济法。4 相比其他的法律部门，这一体系更加符合真实的现实，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利益冲突时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
具体到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其中也涉及三重利益，首先来分析第一类利益主体。15号通知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信用社的权力赋予省级政府，因而它们无疑是当前的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历史上看，在建社初期控制权曾短暂的掌握在社员手中，这是符合信用社制度的法律原理的。随后，由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施行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使金融政策发生变化，采取了以财政代替金融的计划体系，加强了对金融组织的控制，5信用社的控制权也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与此相伴，农村信用社逐渐从创社之初的合作金融组织演变成事实上的国家银行基层机构。这种管理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本文开始所描述的两个背景。这一次中央政府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原因之一便是试图尝试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扭转局面。只不过，中央政府宁愿把农信社的管理权交给省政府，也不肯还给所有者。6政府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是第二类利益主体，包括信用社的职员与社员。研究他们的利益变动，需要结合信用社的定位及控制权归属。自从行政机关掌握了控制权后，中国的信用社就有其名无其实，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现在的合作金融是一种没有所有者的合作制，农民也从来不认为信用社是一种互助性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把信用社当作政府部门(或国家银行)的某类附属机构。7在这种情形下，社员(分为三种，即个体社员、职工社员和团体社员)的收益主要是股金利息、利润分红和贷款优惠等等，基本上不享有基于投资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管理权。自然的，在改制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被忽视了。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8
第三种利益主体，即是以需要货币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民、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主体。改革过程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视了。从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当前的方案是中央金融部门和省级政府的谈判中形成的，作为这一改革的利益相关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权利也没有明确的法律的维护。从控制权归属及其后果上来看，省级政一旦完成行政集权，其直接逻辑便是遏制这些利益主体由下而上的自主寻求发展资金的可能。各地的改制现实逐渐的证明着这一点。
从现实来看，这三类利益主体之间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失衡。最明显的一点是，改革中最应该得到维护的农村社会利益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样的改革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是违背法治原则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本次的管理模式改革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利益格局呢?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与管理体制改革中利益失衡的成因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经济法理论首先强调分析多元利益冲突，但这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为基础，以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分析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构建合乎基本原则的利益协调与保护制度，最终使各类主体的行为与相关制度符合经济法的精神或者宗旨。
可见，基本原则处于一个枢纽的位置上，既是经济法基础理论链条本身的枢纽，又是理论工具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联系的枢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学界目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应该从“规则-原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9经济法的价值或精神是在经济社会化的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10作为实现这一理念并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对于政府主体来说，是实现其干预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适度性;对市场主体来说，是保证其获得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社会中间层团体来说，是保证其在自治与管制中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作用。
以此为标准衡量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改革，我们发现，作为政府实施的一种复合干预行为，11在很大程度上却背离了上述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
2、管理模式改革利益失衡成因的经济法分析
首先，这一改革模式违背了政府正当干预原则。就政府主体而言，通过行政权力取得信用社的控制权缺乏合法性基础。根据2003年9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省级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从法律上看，省联社应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但是，具有更高位阶的国务院一纸15号通知却将这一省级联社定位成省政府领导下的管理机构。
这明显的违背了法人制度的基本原理。从原理上看，基层信用社法人为解决各基层社之间资金清算、资金融通以及其他跨区合作问题，共同出资设立了联合社，并且共同拥有对联社的控制权;换言之联社是为各个基层社服务、受其支配的法人。这种自下而上控制、自上而下服务的体制符合信用社的运转规律。
但是，在我国的信用社中，一直以来由于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行政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成为常态。而此次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的信用社管理中的不当行政干预现象，反而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将控制权明确的集中到省级政府手中。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逻辑。省级行政权力与联社的结合，必将使联社发展成为披着企业外衣的准政府机构，成为又一个政企不分的怪胎。12在这种状况下，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内部制衡机制、作为所有人的社员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必将流于形式，作为社员的股权性的投资必将异化成为债权性的存款。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的曲折经历已经给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沉痛教训。
既没有资本出资关系、又没有专门法律授权，省级政府以“支农”的口号取得对信用社资产的控制权，是违背基本的法治理念的，由此而对信用社行使的政府干预行为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第二，管理模式改革也没有遵循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必然会使农村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地方政府一旦控制了信用社，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考虑，必然会将财政支农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与对信用社的控制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信用社的未来既不是合作化，也不会是商业化，只能是一种行政化或者官商化。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当前的种种改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正规金融部门的再一次扩张。”13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的是，政府对非正式金融14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农村金融的行政垄断性加强，公平竞争的原则遭到背离，反垄断法出台的前夜，又一个行业性的行政垄断系统产生了。结果是各种金融自治与互助团体更加缺乏生存的空间，农村生产发展获得资金更加困难。可见，政府的不当干预，行政垄断的保护、市场竞争的压制、农村资金的恶化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违背必然使改革的走向与目标南辕北辙。“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现有省联社体制的设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对象，农村信用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改制。惟一不确定的是，我们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14
三 经济法学视野下信用社管理模式改革的应然分析
通过经济法特有的利益分析框架，我们分析了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以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我们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紧接着，我们将根据经济法法律调整模式，就管理体制的应然状况给出一个制度性兼具学术性的回答。
(一)着眼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从源头上奠定控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法律基础
政府在管理模式中的行为失范，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当。换言之，政府在信用社管理方面的行为只是系统性干预失范的一个子项目。因而有必要从农村金融体系的高度来分析，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农村的正式金融，从组织上看，包括有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等，从功能上讲，可以分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根据美国金融学家罗伯特·莫顿(Robert C.Merton)和兹维·博迪(Zvi Bodie )的观点，应该从功能视角出发来分析，而不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既定的前提下来讨论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优化，应该看到，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即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15这里笔者采纳功能性分类的观点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来考察农村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政府干预的正当性问题。
从农村现实来说，功能与组织是不对应的。首先是合作社，原本是一种合作性金融，但是现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多少合作的因子，更多的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并且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其次，本应承担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农业发展银行，在1998年3月，随着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发行承担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专项贷款业务，以及粮棉企业加工和附营业务贷款划转农业银行，农发行自此专一履行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职能。16实际上政策性功能严重萎缩，根本承担不了国家层面上支农的使命。
这种混乱的局面危害很大，首先影响各自金融功能的发挥，其次更重要的是必将导致政府对于各种不同功能的金融组织干预行为的基础不清晰。因为对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来说，一般是由政府全资创办、政府参股或提供国家保证等形式，以保证经营的政策性，有效的贯彻执行政府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出资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干预就有了合法性基础;对于商业性金融，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股份制，在《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保护下，政府都无权直接的干预(当然可以采用股权式的市场行为);对于合作性金融，由于没有资本纽带，除非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政府是无权干预的。因而，面对不同的金融组织，政府的权限是不同的。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一个金融组织的上述功能加以区分，基础法律关系的混沌必然会为政府机关的干预提供自由发挥的空间。事实也证明如此，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不都是打着“支农”的旗号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显示出法学和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互补性，经济学家多是关注地方政府借支农为名将国家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进而引发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而从经济法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干预行为的违法与合法的三八线，分解其背后的各个法律关系，进而构建起经济功能与法律责任相一致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严格的规制政府针对不同类别金融机构的行为限度。
(二)防止将省级联社的行政化，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
前文已经详细的分析了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鉴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因而在运用政府权力矫正市场缺陷时不得不更加谨慎冷静。现代经济法的发展再一次给我们以启示：经济法既重视国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综合，又肯定社会中间层克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作用。17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团体，具有单纯的政府与市场所不具有的功能，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干预的抵御。换一个角度，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权力的分权者或替代者。18这种经济法主体的发展壮大，在管制主体中增加了一个分权者，从而由下而上的提供了一种针对政府不当干预的制衡机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信用社协会(Credit Union National Association，CUNA)是为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社团，有地区分会、州协会(Credit Union Leagues)和全美信用社协会三个层次。协会与联社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联社主要为社员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投资代理、资金清算、证券托管等经营性服务;协会代表会员信用社协调公共关系、进行职业教育、出版行业刊物、政策分析和研究和进行宣传采访等非经营性服务，19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便是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抵御来自政府、银行界的压力。比如维护免税待遇。20目前我国对协会的设立管理的比较严格。原因比较复杂。但从经济法上多个利益主体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我们有必要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
(三)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改革的前提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信用社的改革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强制性变迁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政府应克制自己的权力扩张冲动，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谨记“农村金融的干预应该始终以完善和促进市场运行为根本目标，所有的干预都应该以最终减少政府干预、增加私营金融服务和竞争为最终目的”21.可是，政府在信用社改革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法治层面讲，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限制。法律，作为一种限权与控权的工具，在信用社的改造过程中缺失了。
与经济法律的缺位相伴的是经济政策的错位。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如国务院的各种通知)以灵活性见长，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相比法律，政策缺乏一种公共性，这从政策制定的主体和程序上可以体现出来;缺乏一种基础性，未能从法律层次上规定利益主体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边界;缺乏一种救济性，受到侵害的利益主体无法宣示自己的权利，找不到获得司法力量支持的通道。政策主导下的改革，排除了市场权利主体的发言权，进而堵塞了司法力量的进入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使改革演变成为了行政机关内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内的各个部门等等)的利益交易。
反观世界各国的信用社制度，大都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来完善信用社制度的。美国1916年通过了一个《联邦农业贷款法案》，联邦土地银行就是根据这一法案成立;1933年又通过了另一个《农业信贷法》，据此建立了另两个农村信用合作机构：生产信贷协会和合作社银行。日本农协是根据1947年颁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22法律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俄农业改革的实例上，俄罗斯的农业改革由于在初期便确立起了一个基础的法律框架，因而有力的制约了行政权力的膨胀，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因而有远比我们明朗顺畅的改革前景。 23由此可以说：改革必须法律先行，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必须由法律对各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确立基本的规则及救济渠道。
四 结语
信用社改革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而信用社的管理模式改革又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枢纽。但当前的改革模式却隐含着许多重大缺憾。发现它并作出学术性的回答，是学界的使命。但遗憾的是，经济法学缺席了。对于改革本身，这是一种损失。24不同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功能、价值互补性。经济法对于实质正义、经济民主的追求、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及相关的分析框架，迥异于经济学，对于改革，二者缺一不可;而由经济法理念制度化形成的经济法律规范，更是改革成功的必备要素，而这是单纯的经济学所不具备的。
笔者相信，理论品性的不同使学科之间不可替代。面对复杂的改制，经济法学研究的缺乏必将影响改革的绩效甚至是方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因而，笔者着眼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法学的相关基础理论，从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入手，分析了利益失衡的成因，提出了经济法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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