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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族基础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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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文字

  语言

  白语是白族的民族共同语。中国民族语言学界一般认为白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白语和汉语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50年代白语方言调查以后,将白语分为大理(南部)、剑川(中部)和怒江(北部)三大方言。其中,怒江方言原称碧江方言,因怒江州碧江县于1986年撤销,故又改称怒江方言。也有将白语三大方言改称西部(怒江)、中部(剑川)、东部(大理)的新意见。两种提法所涉及的方言区域划分基本一致。

  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相比,白语的方言总体上看差别不大。各地白语的语法系统基本一致,词汇大部分相同,只是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差异。语言使用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文宣司合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3.19万,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42.37万,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约4.1万(以上据1982年人口材料)。按200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大理方言的使用人口为60余万人,剑川方言的使用人口约50万人,怒江方言的使用人口约10万人。再加上省内其他白族聚居区的白语人口(包括大理一带以白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回族人),白语的使用人口约有130万左右。白语三个方言之间,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较接近,除了一些方言词和语音的差异外,一般都可以相互通话。怒江方言和上述两种方言(特别是大理方言)的差别较大,通话有较大困难。一般认为,怒江方言最为“古老”,受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影响较少,剑川方言次之,大理方言受汉语的影响最大。

  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县以下白族聚居区群众活动都使用白语。由于受白语影响,大理州境内的一些汉族人口也兼通白语,居住在大理市境内的回族也以白语为主要交际用语。怒江州的兰坪县城内,由于多民族杂居,而白语影响又比较大,白语因此成为当地各民族的共同交际语之一。从分布地区看,居住在平坝地区以及城镇附近的白族居民一般兼通汉语,多为双语人。而边远山区、交通阻塞地区的白族群众只通白语,如洱源西山、剑川象图等白族村寨,白族居民大多不懂汉语。从人口构成来看,白族青壮年男子因有相对较多的机会接受汉语文教育,加上普遍有外出务工的习惯,因此一般兼通汉语,而妇女懂汉语的比例要低得多。白族地区的电影、广播、电视和报纸都使用汉语文,民间文艺活动则以白语为主。学校教育方面,白族各聚居区的中小学都用汉语文授课,小学低年级则普遍使用白汉双语进行教学,一些地方的小学高年级也仍用白语作为教学辅助语言。从历史发展情况看,白族地区的白汉双语状况是比较稳定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产生白语人口大规模转用汉语、白语功能大规模萎缩的现象,这都说明白语的使用和功能是基本稳定的。可以肯定,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内,白语仍将作为白族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民族特征而存在。

  文字

  白族有两种民族文字,即老白文和新白文。老白文是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白文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拼音文字。

  白族在长期使用汉语文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很早就开始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到南诏中后期,又通过增损汉字笔画域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将汉字偏旁部首组合成字等办法,创造了“白文”,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历史上又称为“僰文”,为了和建国后创制的拼音白文相区别,又称“老白文”、“古白文”、“方块白文”或“汉字白文”。它是一种典型的汉字系文字。

  白文形成以后,一直在白族民间使用。由于南诏、大理国两个民族政权都以汉文为官方文字,没有对白文进行规范和推广,因此,白文一直没有能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但从南诏到明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白文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仅白族民间掌握白文的人很多,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经常使用白文。从文献材料看,不仅被用于书写各种碑刻铭文,还被用来书写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说明白文的流传使用是较为普及的。明代以来,虽然白文仍在白族民间使用,但它的使用范围已大大地缩小。流传至今的只有唐、宋、元、明、清各代为数不多的白文碑铭和书面文献,且明代以前的十分少见。一般认为这与明代在云南推行文化,大肆焚毁民族古籍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制的白族文字一般称为新白文或拼音白文,是一种以拉丁字母为符号基础的拼音文字。1958年设计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采用拉丁字母,字母次序、名称、书写方法、读音都和汉语拼音方案大致相同。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该方案制订以后,并没有得到试验和惟行。1982年,又在1958年方案的基本框架内进行修订,制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以中部方言(剑川)为标准音。这个方案在剑川县受到普遍欢迎,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方言的特点,该方案在其他白族地区的推广情况并不理想。1993年,又制订了试行的“白文方案”(修订稿)。该方案确立了两个基础方言并存的认识,形成了两种文字变体并用的新的文字方案。该文字方案制订以后进行了试验和推广,在剑川、大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学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天文

  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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